网络侵权立法及方法论问题探析/谢雪凯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09:07:54 浏览:8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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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4年至今，我国相继颁布许多调整网络问题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但这些立法大多或欠缺科学的立法理念，或使用错误的立法术语，在适用时又缺乏规范的法解释方法，因此极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等现象。对此，笔者结合新近出台的法律与司法解释，对网络侵权立法及方法论提出以下建议：
确立科学合理的立法理念
在网络侵权纠纷中，ISP（网络服务提供者）是重要的当事人。考虑到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担负着发展网络产业的重任，因此针对他们的立法设计与司法适用应遵循利益平衡与技术中立思想。
法律中的利益平衡是指在一定利益格局下，通过法律权威来协调并促成各方利益和平共处、相对均势的状态。事实上，利益平衡既是一项立法原则，也是一项司法原则。在现行网络立法中，明文表达利益平衡思想的是2013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最高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法释[2012]20号），该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在依法行使裁量权时，应当兼顾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如果说利益平衡是立法上的一般原则，那么技术中立应当是网络立法领域的特别原则。技术中立又称“实质性非侵权用途”，是指某项技术或产品同时兼具合法和非法用途，当该技术或产品作为侵权工具使用时，提供者在无法预料或控制的情况下无须承担由此造成的侵权损害。技术中立思想诞生于美国版权法上“索尼案”，其后被《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所吸收。该思想通过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来限制ISP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在积极层面，立法认为除非ISP对所提供的商品或技术被用于侵权活动存在主观过错（故意或过失），否则其不必承担责任；在消极层面，技术中立认为ISP对网络信息的上传、下载与传播并不负担主动审查义务。上述两点分别体现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简称条例）第二十至二十三条、法释[2012]20号第四至八条。
但遗憾的是，上述立法仅调整著作权领域，并未明确将其适用在所有网络侵权中。笔者认为，在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总结网络侵权的基本特征及ISP的角色定位后可以发现，凡是网络环境中的侵权纠纷，都应以利益平衡和技术中立作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
正确使用基本范畴与立法术语
近年来，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时常有照搬外国法上基本概念与立法术语来解释中国问题的情况，经常出现和关键的几个概念是避风港规则、直接侵权、间接侵权制度、有合理理由知道等——这种草率的做法不但与我国遵循的大陆法系立法传统相背离，而且易生理解与适用障碍。
１.关于“避风港规则”此规则是对《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第512条的简称，在制度功能上属免责事由，即为ISP提供免除侵权责任的情形。由于我国《条例》第二十至二十三条是对其照搬，因此在适用时可做同一解释。然而，需强调：侵权责任法第三十条作为网络侵权的唯一条文，其无论在行文表达贻抑或逻辑结构上都旨在阐明ISP在何种情形下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该文所负担的制度功能是归责事由而非免责情形，而非对避风港规则的明文规定。
２.关于“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 直接侵权是指侵权人直接侵害受版权法保护的专有权利；间接侵权是指行为人虽未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但由于该行为与他人直接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特定关系，也可以基于公共政策原因被认定为侵权行为。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本为英美版权法上特有的概念，大陆法并不存在这一类型划分，但大陆法仍有处理相同问题的制度。但是，用英美法的概念范畴来诠释根据大陆法立法习惯所制订的法律，显然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无论是先前的《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法释[2000]48号，已废止）还是《条例》，认定ISP侵权责任的立法用语仍建立在大陆法共同侵权的基础之上，这一延续不但有利于在立法与司法上达成共识，更能维护法律的统一性与稳定性。对此，法释[2012]20号的出台恰好矫正了先前存在的错误认识，其第四条规定：“有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他人以分工合作等方式共同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第七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教唆或者帮助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侵权责任……”
３.关于“有合理理由知道”我国法向来不重视对过错术语的规范表达，这点在先前几部立法中尤为明显。同样是判断ISP是否存在过错，法释[2000]48号第4条使用“明知”、《条例》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分别使用“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明知或应知”，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使用“知道”、《北京市高院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十六条使用“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知道”——上述极不统一的立法术语对司法实践造成诸多不便：其一，在以往立法中，明知与应知分别对应故意和过失已是众所周知的传统，没必要在侵权责任法中采用“知道”这一含糊不清的上位概念；其二，有合理理由知道这一表达语义出自《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第512条，但国内目前对有合理理由知道的理解却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其更靠近明知；第二种认为其处在明知和应知之间的；第三种认为其等于应知。然而，一旦对比中美两国相类似案件的处理结果后便可发现，在判断ISP过错时，两国只承认明知和应知两种认识状态，“有合理理由知道”实际上是我国学者在混淆DMCA中“红旗标准主观要素”与“应知”这两个概念后所“创造”的新词，这一创造非但没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害及人们对既有“过错认识因素”的理解。所幸的是，法释[2012]20号通过第七、第十和第十二条，已经统一了对过错的表达，回归明知与应知的二分传统。
规范运用法解释学方法
法律解释的种类有文义解释、扩大解释、缩小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比较法解释等。在使用法律解释时，不能仅随意选择其中一种解释方法，而应做通盘思考，综合运用多种解释方法。以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为例，虽然其在民事基本法领域为网络侵权确立了一般规则，但也因用语过于简练而备受争议：
其一，第二款通知与取下规则虽取自《条例》第十四条，但从文义解释上无法得出此处的“通知”是否如《条例》第十四条一样必须采取书面形式。从目的解释出发，书面形式虽然便于固定证据，但考虑到侵权信息在网络中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一味坚持书面形式对权利人势必过于苛刻；其次，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书面形式不再是固定证据的唯一路径，电子邮件、短信等有形形式也能起到证据的作用。至此，这种未明确形式的立法处理，实际上是站在更为宽松的立场上，即只要能以有形形式作为载体所发出的通知都属于有效通知。对此，法释[2012]20号第十三条更强化了这一认识，其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以书信、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的通知……”
其二，侵权责任法在位阶上属于民事基本法，故适用范围上显然比《条例》、法释[2012]20号更为宽泛。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其第三十六条所保护的“民事权益”的范围该如何界定？依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此处的民事权益所指应当与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相同，即包含所有民事权益。然而，若考虑网络环境这一因素，可知譬如生命权、健康权、婚姻自主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股权、继承权、监护权等权利无法成为网络侵权的对象，由此应当将此处的民事权益做缩小解释。
当然，在进行法律解释时，也必须分清立法尚未规定的内容究竟是立法者有意不规定，还是因疏忽或情势变更而未予以规定。若为前者，仍可以通过解释方法获得圆满解答；若为后者，此即已经脱离法律解释的范畴，而进入法的续造阶段，即应使用漏洞填补方法，比如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等方法。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确立科学合理的立法理念
在网络侵权纠纷中，ISP（网络服务提供者）是重要的当事人。考虑到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担负着发展网络产业的重任，因此针对他们的立法设计与司法适用应遵循利益平衡与技术中立思想。
法律中的利益平衡是指在一定利益格局下，通过法律权威来协调并促成各方利益和平共处、相对均势的状态。事实上，利益平衡既是一项立法原则，也是一项司法原则。在现行网络立法中，明文表达利益平衡思想的是2013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最高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法释[2012]20号），该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在依法行使裁量权时，应当兼顾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如果说利益平衡是立法上的一般原则，那么技术中立应当是网络立法领域的特别原则。技术中立又称“实质性非侵权用途”，是指某项技术或产品同时兼具合法和非法用途，当该技术或产品作为侵权工具使用时，提供者在无法预料或控制的情况下无须承担由此造成的侵权损害。技术中立思想诞生于美国版权法上“索尼案”，其后被《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所吸收。该思想通过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来限制ISP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在积极层面，立法认为除非ISP对所提供的商品或技术被用于侵权活动存在主观过错（故意或过失），否则其不必承担责任；在消极层面，技术中立认为ISP对网络信息的上传、下载与传播并不负担主动审查义务。上述两点分别体现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简称条例）第二十至二十三条、法释[2012]20号第四至八条。
但遗憾的是，上述立法仅调整著作权领域，并未明确将其适用在所有网络侵权中。笔者认为，在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总结网络侵权的基本特征及ISP的角色定位后可以发现，凡是网络环境中的侵权纠纷，都应以利益平衡和技术中立作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
正确使用基本范畴与立法术语
近年来，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时常有照搬外国法上基本概念与立法术语来解释中国问题的情况，经常出现和关键的几个概念是避风港规则、直接侵权、间接侵权制度、有合理理由知道等——这种草率的做法不但与我国遵循的大陆法系立法传统相背离，而且易生理解与适用障碍。
１.关于“避风港规则”此规则是对《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第512条的简称，在制度功能上属免责事由，即为ISP提供免除侵权责任的情形。由于我国《条例》第二十至二十三条是对其照搬，因此在适用时可做同一解释。然而，需强调：侵权责任法第三十条作为网络侵权的唯一条文，其无论在行文表达贻抑或逻辑结构上都旨在阐明ISP在何种情形下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该文所负担的制度功能是归责事由而非免责情形，而非对避风港规则的明文规定。
２.关于“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 直接侵权是指侵权人直接侵害受版权法保护的专有权利；间接侵权是指行为人虽未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但由于该行为与他人直接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特定关系，也可以基于公共政策原因被认定为侵权行为。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本为英美版权法上特有的概念，大陆法并不存在这一类型划分，但大陆法仍有处理相同问题的制度。但是，用英美法的概念范畴来诠释根据大陆法立法习惯所制订的法律，显然是不恰当的。事实上，无论是先前的《最高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法释[2000]48号，已废止）还是《条例》，认定ISP侵权责任的立法用语仍建立在大陆法共同侵权的基础之上，这一延续不但有利于在立法与司法上达成共识，更能维护法律的统一性与稳定性。对此，法释[2012]20号的出台恰好矫正了先前存在的错误认识，其第四条规定：“有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他人以分工合作等方式共同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第七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教唆或者帮助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侵权责任……”
３.关于“有合理理由知道”我国法向来不重视对过错术语的规范表达，这点在先前几部立法中尤为明显。同样是判断ISP是否存在过错，法释[2000]48号第4条使用“明知”、《条例》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分别使用“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明知或应知”，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使用“知道”、《北京市高院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第十六条使用“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知道”——上述极不统一的立法术语对司法实践造成诸多不便：其一，在以往立法中，明知与应知分别对应故意和过失已是众所周知的传统，没必要在侵权责任法中采用“知道”这一含糊不清的上位概念；其二，有合理理由知道这一表达语义出自《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第512条，但国内目前对有合理理由知道的理解却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其更靠近明知；第二种认为其处在明知和应知之间的；第三种认为其等于应知。然而，一旦对比中美两国相类似案件的处理结果后便可发现，在判断ISP过错时，两国只承认明知和应知两种认识状态，“有合理理由知道”实际上是我国学者在混淆DMCA中“红旗标准主观要素”与“应知”这两个概念后所“创造”的新词，这一创造非但没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害及人们对既有“过错认识因素”的理解。所幸的是，法释[2012]20号通过第七、第十和第十二条，已经统一了对过错的表达，回归明知与应知的二分传统。
规范运用法解释学方法
法律解释的种类有文义解释、扩大解释、缩小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比较法解释等。在使用法律解释时，不能仅随意选择其中一种解释方法，而应做通盘思考，综合运用多种解释方法。以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为例，虽然其在民事基本法领域为网络侵权确立了一般规则，但也因用语过于简练而备受争议：
其一，第二款通知与取下规则虽取自《条例》第十四条，但从文义解释上无法得出此处的“通知”是否如《条例》第十四条一样必须采取书面形式。从目的解释出发，书面形式虽然便于固定证据，但考虑到侵权信息在网络中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一味坚持书面形式对权利人势必过于苛刻；其次，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书面形式不再是固定证据的唯一路径，电子邮件、短信等有形形式也能起到证据的作用。至此，这种未明确形式的立法处理，实际上是站在更为宽松的立场上，即只要能以有形形式作为载体所发出的通知都属于有效通知。对此，法释[2012]20号第十三条更强化了这一认识，其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以书信、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的通知……”
其二，侵权责任法在位阶上属于民事基本法，故适用范围上显然比《条例》、法释[2012]20号更为宽泛。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其第三十六条所保护的“民事权益”的范围该如何界定？依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此处的民事权益所指应当与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相同，即包含所有民事权益。然而，若考虑网络环境这一因素，可知譬如生命权、健康权、婚姻自主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股权、继承权、监护权等权利无法成为网络侵权的对象，由此应当将此处的民事权益做缩小解释。
当然，在进行法律解释时，也必须分清立法尚未规定的内容究竟是立法者有意不规定，还是因疏忽或情势变更而未予以规定。若为前者，仍可以通过解释方法获得圆满解答；若为后者，此即已经脱离法律解释的范畴，而进入法的续造阶段，即应使用漏洞填补方法，比如类推适用、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等方法。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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