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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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萍 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信托法/信托财产/信托受益人/追及权/优先权/物权保护机制
内容提要: 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究竟是对人权还是对物权，是信托法上颇具争议的问题。厘清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有助于我国信托立法将受益人权利纳入到物权法的保护范畴中，从而对确立受益人权利更有效的保护机制和受益人权利有效行使的方式有着重大的意义。我国信托受益人权利物权保护机制之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１）赋予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追及权；（２）赋予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优先权；（３）赋予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替代物之权利。


在信托关系中，委托人设立信托的根本目的就是将信托财产的受益权移转于受益人，[1]从而使受益人获得针对信托财产的权利。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究竟是对人权还是对物权，[2]是信托法学界颇具争议的问题。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决定了受益人权利的保护方式以及权利保护的充分性。有鉴于此，笔者拟对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作番探讨，以期对我国信托法的理论和实践有所助益。

一、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之争论

尽管信托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制度，但要确切地阐明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法律性质是很困难的。[3]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问题，一直是信托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一）早期观点

信托受益人权利究竟是对人权还是对物权，是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法学者争论已久的问题。关于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学理争论的理论意义不大，而对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的合理定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如果将信托受益人权利定位于财产性权利，[4]那么，当受托人破产时，受益人就能得到更有效的保护。这是因为，如果信托受益人仅对受托人享有对人权，那么，当受托人破产时，受益人与受托人之普通债权人一样并无任何优先的权利；而如果受益人对受托人管理的信托财产享有财产性权利，则有权使信托财产不受受托人之普通债权人的追索。

早期英美法系国家信托法学者关于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的争论主要在于该种权利究竟是对人权还是对物权。

１．对人权。以英国信托法学家梅特兰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信托受益人的权利必须是对人权，因为信托受益人的衡平权利不能对抗后续的、不知信托存在的、支付了资产之对价的善意购买人。[5]这种善意购买人享有绝对的、非受限制的、不可反驳的抗辩权和不可反驳的请求权。[6]这种观点主要是从信托的历史发展来考量的。起初，信托受益人仅能对抗最初的受托人而非善意的第三人。随着信托利害关系人群体的出现，信托受益人享有了对抗除善意的、支付对价的、未被告知信托存在的购买人之外的一切人的权利。该种观点将信托受益人之权利视为对人权，主要是因为该种权利不能对抗善意的、不知情的、支付对价的购买人。

２．对物权。由于传统的对人权观点无法诠释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追及权，因此，对人权的观点一经提出，便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其中，美国信托法学家斯科特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信托受益人的权利是对物权，因为它能够对抗一切不特定的人，尽管有些例外。”[7]例如，支票的所有权人被认为享有支票之对物权，尽管他可能不能对抗支票之持有人。斯科特认为：“既然信托受益人享有信托财产的追及权，那么就可以说，他享有了对物权这种财产性权利，这种对物权远远超过了对人权。信托受益人拥有所有权的利益，而不必受普通法对财产所有人限制的约束。”[8]而且，在“贝克诉阿彻希案”[9]中，英国议会上院对信托基金上受益人权利性质的判断没有采用对人权的理论。在此案中，英国议会上院中大多数人认为受益人是信托基金的唯一受益所有权人。此案判决书中所形成的观点成了以后案件的判决依据。美国学者博格特等认为：“受益人权利是财产性权利，受益人权利的移转即具有财产权移转的效力，而非一方负有义务。”[10]还有学者认为，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享有权利，该种权利具有物权性质，可以对抗一切不特定的人，除善意受让人以外。[11]

（二）现在观点

由于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对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的认定缺乏统一的标准，因此，有人试图寻找一种折中的方式。例如，英国学者汉伯里将信托受益人之衡平利益视作混合权利，认为“受益人权利的行使受善意受让人原则的限制，因而并非是完全的对物权”。[12]然而，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因不动产登记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无论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在不动产登记之前如何，在登记后，受益人权利性质上就是对物权，因为登记实际上是向一切不特定的人公示信托财产以及与不动产有关的交易目的。

一般而言，信托是财产权与债权的混合体：信托受益人享有信托基金或资产的受益利益或受益所有权，该种权利在性质上是财产性权利，因为它约束获得该信托资产法定权利的第三人。但是，由于受托人对受益人承担个人义务即管理信托义务，因此受益人可以要求受托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信托资产承担个人责任。

关于信托受益人权利的性质，现在有学者认为，受益人享有要求受托人实施信托和管理信托财产之衡平所有权。信托受益人权利似乎是介于对人权和对物权两者之间的混合性权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马歇尔大法官认为：“信托受益人享有对人权，在有些情况下也享有对物权。”[13]在马歇尔看来，信托受益人的衡平权利很显然有一些财产性权利的特性但非绝对。因为信托受益人不是唯一的所有权人，在信托关系存续期间所有权分离的一部分赋予了受托人，受益人的财产性权利兼具对人权和财产权的特点。正如汉伯里所言：“衡平权不是完整的财产权，因为它受善意受让人原则的制约；它也不是纯粹的对人权，因为它可以对抗受托人以外的其他人（如已被告知受益人利益存在的受让人）。”[14]这种观点将混合性权利中对人权定位于受益人不能对抗善意受让人的权利。

还有主张信托受益人权利为混合性权利的学者认为，对物权是指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而非指对抗整个世界任何人的权利（除善意的、不知情的、支付对价的购买人以外）。信托受益人有权根据信托条款的规定享有衡平财产权利，信托文件可以规定特定受益人享有信托基金中指定部分特定形式的权利。信托受益人对受托人因违反信托义务将信托财产转让所获得的价金享有追及权。同时，信托受益人也享有对人权，该种对人权是指针对违反信托义务之受托人的权利，而非指不能对抗善意受让人的权利。信托受益人可以要求受托人返还因违反信托义务所转让的特定财产，或赔偿受益人所遭受的损失。信托受益人也可以要求明知信托存在而取得违反信托义务所转让的财产或不诚实地协助受托人实施违反信托义务行为的第三人对其所遭受的损失承担个人责任。该种观点将混合性权利中的对人权定位于受益人针对受托人的请求权。

此外，还有学者主张：“最好是将信托受益人权利视为自成一类的权利，而不是试图将其归入均不尽合适的分类中”[15]“与其将受益人的权利进行不恰当的分类还不如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利”。[16]

不过，现在一般认为，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或其收益享有财产性权利。信托一旦设立，从其设立之时受益人就对信托财产享有衡平法上的财产性权利。该种财产性权利可以对抗财产的后续持有人，而且受益人可以追踪至原始的财产及其替代财产，当然，受让人未被告知存在信托利益且支付对价的除外。如果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而处分信托财产，那么受益人有权追及至信托财产转化成的资金或任何替代财产或从受托人本人或妨害信托的任何第三人处获得与信托财产价值相当的补偿。如果受托人破产，而该信托财产可以确定的话，受益人仍然享有其上的利益并有权对抗受托人的普通债权人。[17]“当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处分信托财产时，受益人享有对信托财产的请求权，而且当信托财产到达受让人手中且无法回到受益人手中时，受益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受托人提起违反信托义务之诉讼。”[18]这实际上是赋予受益人的救济手段。这种对人权是救济权，是对受益人的物权受到侵害时所赋予的救济权。总之，受益人的财产性权利是一种对世的、持续的和可强制执行的权利。

二、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之定性

信托法学界之所以会产生对信托受益人的权利性质争论不休的情形，是因为对人权与对物权的概念被不同的人用于不同的情形而采用不同的含义引起混乱所造成的。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人们将信托受益人强制受托人管理信托事务的权利看做是纯粹的对人权，并以善意受让人原则对受益人追及权的限制来否认受益人的对物权。由此看来，受益人权利性质的判断标准取决于对对人权与对物权概念的统一理解，而这又关系到对受益人权利性质之合理定性。下面分述之。

（一）信托受益人权利性质之判断标准

美国学者奥斯汀将对物权界定为“对抗一切人的权利”，而将对人权界定为“对抗特定人的权利”。[19]斯科特将对物权界定为“对世权，同时对世人施加了义务；世人为一切不特定的人或数量不确定的人”，并将对人权界定为“对抗特定人的权利，同时对特定人施加了义务”。[20]英国学者彭纳认为，财产法上的权利都是赋予给人的权利。对人权直接针对特定的人，而对物权只是通过与特定物的关系而使人之间产生联系。对物权和“物”的联系似乎仅仅在于，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中人的关系只能通过与某个物的联系来确定。[21]“对物权是指赋予人的，可以对抗任何他人的权利，与对物权相关的义务总是消极的，即禁止性的义务；对人权是指赋予人的，只是对抗特定人的权利，与对人权相关的义务有些是消极的，有些是积极的，即应为的义务。”[22]虽然对物权是针对物的而不是对人的权利，但对物权是可以对一切人行使的。对物权中的“物”作为权利的载体和权利义务连接的媒介，起到了确定对物权之权利范围的作用。对物权本质上是物权，是与财产所有权相关的权利。[23]

由此观之，某种权利要成为对物权，应当满足一定的要件，这些要件也是对物权与对人权的本质区别之所在。其具体应包括：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配合公安机关开展除“六害”工作的通知

1989年11月13日，最高法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
中央决定于10月下旬至明年春节前后，在全国开展一次扫除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和利用封建迷信骗财害人等“六害”的统一行动。1989年11月13日，国务院召开了电话会议，对这次统一行动做了部署。各级人民法院要按照这次电话会议的部署，充分发挥审判机关的职能作用，积极参加和主动配合这次统一行动。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在党委的领导下，依法审理了一大批“六害”犯罪案件，严厉惩办了犯罪分子。但这类犯罪蔓延发展的势头仍未得到有效的控制。例如，今年1至8月，全国法院共受理制造、贩运和走私毒品案××××件，比去年同期上升18．11％，受理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案×××件，比去年同期上升34．3％。这六类社会丑恶现象和犯罪活动的蔓延，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干扰了改革开放和精神文明建设，摧残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已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不安定因素，是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六大“公害”，必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为了搞好这一斗争，特提出以下要求：
一、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这次统一行动，各地将成立由公安为主，检察、法院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专门领导班子。各地法院要在专门班子的统一部署下，与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积极参加扫除“六害”的专项斗争，把审理好“六害”犯罪案件作为今冬明春刑事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各地法院的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这项工作，要注意统筹兼顾，精心组织，充实、调配办案力量，确保这次统一行动的顺利进行。
二、集中力量，打击重点。这次统一行动打击的九种重点对象是：1．引诱（包括介绍）、容留、强迫妇女卖淫的；2．卖淫或者嫖娼屡教不改的；3．走私、制作、贩卖、组织传播淫秽物品数量较大的；4．利用淫秽物品教唆、引诱他人犯罪或向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的；5．采取拐骗和暴力手段拐卖妇女儿童的；6．聚众赌博的赌头和以赌博为业的赌棍，屡教不改的惯赌分子；7．利用封建迷信手段奸污妇女、残害人命的；8．反动会道门的为首分子和骨干分子；9．走私贩卖、偷运毒品，私自种植大量罂粟或非法加工毒品以及吸食毒品屡教不改的。各地法院要在除“六害”专门领导班子的统一部署下，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明确打击重点，确定审判方针。
三、抓紧及时审理“六害”犯罪案件。对于已经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各地人民法院要在确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办案效率。对于影响较大的大案要案，可以提前介入了解案情，案件起诉到法院后，要抓紧审理，只要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能够认定犯罪的，就应及时依法判处，不要纠缠那些不影响定罪量刑的枝节问题。
四、充分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打击犯罪分子。各地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既要态度坚决，又要注意政策，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解决了包括“六害”犯罪案件在内的一些适用法律定罪量刑的突出问题。各地法院在审理“六害”犯罪案件时，要注意认真研究执行这些司法解释，准确适用法律，有力惩处“六害”犯罪分子。同时，还要注意研究在审判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其中属于如何适用法律定罪量刑的问题，要及时提出意见，逐级报告最高法院，以便进一步作出司法解释，更好地适应除“六害”斗争的需要。
五、紧密配合统一行动，不失时机地搞好公开审理和公开宣判。各地法院要在这次统一行动的不同阶段，尽可能在“六害”案件多发地区多开几次宣判大会，以震慑和分化犯罪分子，鼓舞和教育人民群众，扩大统一行动的声势，遏制“六害”继续蔓延的势头。
六、注意斗争动向，抓好信息工作。这次统一行动，范围广，情况复杂。各地法院要密切注意，及时向上级法院反映审理“六害”案件的情况、适用法律遇到的问题，以及典型案例的分析处理。信息工作一定要做到高质量、高速度，不失时机。
七、结合审判工作，积极参与扫除“六害”的综合治理。各地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六害”犯罪案件的同时，要针对案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促使发案地和发案单位加强管理，堵塞漏洞，清除死角，预防、减少“六害”犯罪和丑恶现象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