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公证条例(2001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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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公司合并破产重整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以纵横集团“1+5”公司合并重整案件为视角

　　　　　　　□陶蛟龙／史和新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内容提要: 如何适用新制定的我国《企业破产法》审理公司重整案件，是审判实务较为关注的焦点之一。结合纵横集团“1+5”公司合并重整案件的审判实践，对重整制度的适用范围、重整程序启动的原因、关联公司合并重整的程序等问题进行总结反思，可以对我国破产重整制度之完善提供参考。


市场经济下的破产法律制度，在早期是以清算型为主，它将对债权人的保护作为首要目的，破产对债务人来说即意味着倒闭清算[1]。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出现了因技术革新促使企业逐渐迈向大型化的现象，当这些大型化的企业陷入破产状态的时候，如果仍然采用传统的破产清算方法进行处理，势必使那些投入了大量资金，通过巨额资产的有机组合向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商品及服务的企业解体并消灭。其社会影响较经济关系相对简单的市场下企业破产清算相比，后果更加严重。随后，推行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相继修改并制定新的破产法，把设计建设以企业重整为目的的破产程序作为核心。重整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大型化条件下对陷入债务困境企业的处理方法，它并非游离于破产程序之外，而是现代破产法的组成部分。重整制度的使命是为了实现公平清偿债务和拯救有挽救希望企业的双重目的。例如，法国《困境企业司法重整和司法清算法》[2]第620-1条规定：“为使企业得以保护，企业的活动及就业得以维持，企业的债务得以清偿，设立司法重整程序。”[3]重整制度的建立，为困境企业的重建提供了新的处理模式，同破产清算、和解等制度相比，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2006年10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在我国第一次建立了重整制度，是我国破产立法的一大创新。2009年，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并审结了迄今涉案标的最大的大型民营企业纵横集团“1+5”公司[4]的破产重整案件。在审理中，管理人以“纵横集团1+5公司系同一家族投资设立的数公司，实际由同一控制人控制，各关联公司人格高度混同”为由，提出合并重整的申请。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程序、实体方面的法律问题，反映出新制定的我国《企业破产法》在重整制度设计方面仍有诸多缺憾。

一、纵横集团“1+5”公司合并重整概述

浙江纵横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2月，注册资金7.1888亿元。随后其又陆续投资或合资设立绍兴纵横聚酯有限公司、浙江倍斯特化纤有限公司、浙江星河新合纤有限公司、绍兴纵横高仿真化纤有限公司、绍兴市涌金纺织有限公司等五家生产型核心子公司。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以石油制品为原料的化纤企业纵横集团等六公司发生重大财务危机。2009年6月12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裁定受理纵横集团等六公司提出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三家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2009年7月28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重整期间继续营业的决定，9月23日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六公司合并重整的决议，11月30日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除普通债权组未通过外，其他表决组均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第三次债权人会议休会后，普通债权组于12月11日再次进行了表决，最终以85%的比例通过重整计划草案。12月16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2010年5月31日重整计划执行完毕。这标志着新制定的《企业破产法》实施后国内最大的民营企业合并重整案成功审结[5]。

二、合并重整中相关法律问题的反思

（一）公司重整制度的适用范围

公司重整制度的适用范围，即何人适用重整程序的问题，是公司重整制度立法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其意义在于确定重整申请人的资格或自我申请的有效性问题。各国在公司重整制度立法中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不尽相同，综合起来，可概况为三种类型[6]。一是限制型，即对公司重整制度的适用范围有所限制，仅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例如英国，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其目的在于防止恶意债务人以重整为手段规避破产或拖延债务履行等流弊。二是广泛型，即公司重整制度不仅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形式的公司、合伙以及个人。美国的《联邦破产法》就规定了各种类型的主体对于破产重整的适用。三是中间型，即虽然法律规定各种主体都可适用重整制度，但也对各种主体的适用资格加以限制。例如法国的《困境企业司法重整和司法清算法》规定，重整程序适用于所有的商人、手工业者、农业经营者及私法人；但同时对其适用资格均加以限制。

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的规定，我国的破产重整制度仅适用于企业法人。《企业破产法》起草组认为，重整历时较长，程序比较复杂，如适用于所有企业，社会成本过高，难免被滥用，损害债权人利益。[7]在司法实践中，有人认为我国公司重整制度的适用对象虽以企业法人为主，但没有对企业法人分类或区分规模，过于宽泛，这样规定难免有些过于笼统，因而进一步认为有必要对重整制度的适用范围进行限制，应限制在大型公司之内，而并非适用于较广泛的市场主体。理由是重整制度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制度，重整制度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其本身的特殊性和要求，决定了其适用对象多为大型公司，尤其是股份公司。还有一些人认为，应将中小企业排除在重整程序之外。

法院在审查受理纵横集团“1+5”公司破产重整案件时，对于其是否适用破产重整程序，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经过分析论证，法院认为重整程序只适用于“大型公司”而不适用于“中小企业”的观点，太绝对化，有失偏颇。首先，将“大型企业”简单界定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构想，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全成熟，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国有、集体所有、私有等多种所有制并存，公司制、非公司制等组织形态各异，特别是国有独资公司的组织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而非股份有限公司，因此，无法以“股份有限公司”囊括我国“大型企业“的情形。其次，我国约有90%属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构造市场经济主体、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将众多中小企业排除在破产重整适用范围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再次，破产重整本身并不排斥对债务人、债权人个体利益的保护，是要在私权保护的基础上尽可能实现社会价值。实践中也不乏企业规模虽小，但有再建及发展潜力，只是因一时资金链断裂陷于财务困境的情况，对其实施重整，所费不多但效益良好。更重要的是，破产重整法并非“大型企业”的特惠法，若仅因主体的不同产生法律适用上的不平等，将有违立法原则。[8]

笔者认为，适用重整程序的企业资格，不能以该企业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为标准，而应该从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是否值得花大力气拯救这个企业来判断。也就是说，在企业重整前必须要从经济上的价值比较进行考量，客观谨慎地衡量企业是否具有再建希望或在经济上是否具有再建价值，只有当营运价值大于清算价值时才能启动重整程序。所谓营运价值，是指公司作为营运实体的财产价值，或说是公司在持续营业状态下的价值。王卫国教授对营运价值理论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困境企业就好比一匹病马，对这匹马如何处理有两种选择：杀马分肉得到马肉的价值、把马医好得到活马的价值。如果马肉的价值与活马的价值存在很大的区别，大家就会毫不犹豫选择活马而不是马肉，这就是困境企业重整的理论依据。[9]因此，公司重整的前提必须是资本的整体运作价值远高于同样的资产零散出售时的价值。从经济价值角度对重整企业提出再建价值和再建希望要求，国外也有成熟的经验。日本法院审查公司更生的条件就是以有“重建希望”为前提的。韩国对《公司整理法》进行修订时，将公司重建的适用对象从“有再建希望的股份有限公司”改为“经济上有再建价值的股份有限公司”，只要公司经济上具有再建价值，法院应许可重整。[10]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88条规定，重整对象须满足“公司必须仍有经营价值”的条件。[11]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9]36号）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对于虽然已出现破产原因或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但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仍具发展前景的企业，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程序的作用，对其进行积极有效的挽救。”其非常明确了企业重整的经济价值条件问题，这项司法政策为我们掌握受理破产重整案件的条件提供了依据。

（二）重整程序启动的原因界定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依法进行重整。该法第七条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的申请。上述法条没有就重整程序启动的“门槛”作出特别限制规定，表述比较含糊，以致于在审判实践中掌握启动程序的“门槛”标准不一。在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濒临破产的企业都存在重整的可行性，也并非所有的重整都能够获得成功。重整程序的错误启动，有可能造成债务人资产的进一步流失，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因此，破产法其实赋予法院对企业重整申请进行审查的充分裁量权。[12]笔者认为，在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为防止权利滥用，启动破产重整程序应当慎之又慎，适当提高启动门槛。

首先，要厘清不同申请主体的破产界限。破产界限即破产原因，是企业适用破产程序的必要条件，是法律规定的特别法律事实。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债务人申请破产重整的原因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指债务人所欠债权人债务的期限已经届满，并未实际履行该债务的情形。这是债务人的客观财产状况，不依债务人的主观认识而定，而是由法院依据法律和事实认定。对于这一标准，依通说，其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即不能以财产、信用或者能力等任何方式清偿债务；债务人不能清偿的是已到偿还期限、提出清偿要求、无争议或已确定名义的债务；债务不限于以货币支付为标的，但必须是能够折合为货币的债务；债务人在较长的时间内持续不能清偿而非暂时中止支付。[13]“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即“资不抵债”，主要是指债务人的资产负债表上全部资产之和小于其对外的全部债务。也就是资产负债表上的净资产为负值。之所以将“资不抵债”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列作为债务人申请破产的破产原因，主要目的是限制破产重整程序的启动和适用。

债权人申请的原因应界定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是指债务人的资产状况表明其明显不具有清偿全部债务的能力，具体表现为多次拖欠他人债务长期不予归还，资产多体现为积压产品以及只能以某种实物物品偿付债务等。“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可能”主要有两种判断标准。一是企业停止支付。债务人缺乏清偿能力时，其外部特征表现为停止支付。但停止支付并不必然表明债务人无清偿能力，辨别的标准是债务人的停止支付是主观不能还是客观不能。停止支付被各国破产法规定为推定原因。债务人欲主张自己无重整原因而摆脱受破产重整的厄运，就必须对自己有清偿能力加以举证，证明自己未丧失清偿能力。二是资不抵债，即债务人的资产远远少于负债。当企业法人的资产远低于全部债务时，其对所有债权人的利益构成不能足额清偿的潜在危险。不能清偿的原因，既可能是资不抵债，也可能是债务人资产大于负债，但因资金周转不灵而陷入无力清偿或停止支付的财务境地。因此，“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可能”与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相结合作为申请债务人破产重整的依据，是为了限制一时不能支付但仍有偿付能力的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

其次，要适当限制债权人的申请权利。尽管企业重整对债权人是有利的，但债权人与债务人毕竟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债权人可能会利用重整申请权来干扰债务人的正常经营活动。我国《企业破产法》对债权人申请破产没有作出任何限制，这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债权人，无论其债权额是多少，都可向法院申请债务人破产重整。这不能不说是立法的一大缺陷。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提起重整申请的债权人人数及债权额度作出限制规定。

破产程序是一种集体的债务清偿程序，消耗的司法资源较多，成本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债权人申请破产都应以多数债权人的存在为条件。但是，如果多数债权人中只有一人申请债务人破产，其余债权人与债务人已达成私下和解协议，或者虽未与债务人达成私下和解协议，但认为债务人有偿债能力而不必要提出破产申请，在此情形下，为避免因债权人申请破产给债务人或其他债权人带来损害或不必要的麻烦，法律应对单个债权人申请破产予以限制。如美国《联邦破产法》规定，债权人申请重整程序的一般条件为“债务人已经停止清偿到期债务，且在有12个以上债权人时，有3名以上债权人提出申请；债权人必须持有5000美元以上的无担保债权”。日本《公司更生法》第30条规定，只有相当于资本十分之一以上债权的债权人方可提出重整申请。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82条第1款规定，相当于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金额10%以上的公司债权人可以提出重整申请。[14]虽然，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规定，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债务人核对债权在债务人不能偿还的到期债务中所占的比例。但这里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比例，且该规定并非受理破产案件的必要条件。为避免出现“一只骆驼被最后的一根稻草压垮”的局面，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规定债权人提出破产重整申请应持有的最低债权额和代表人数，具体可规定如下：债权人的债权数额占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比例超过30%或者申请破产重整的债权人数超过债务人的债权人总人数的40%。

合理限制债权人申请破产，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债权人滥用权利，减少因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给债务人正常经营带来的震荡和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债权人的团体意识。如果允许单个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就有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三）关联公司合并重整的程序

关联企业是指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企业之间为达到特定经济目的通过特定手段而形成的多元化和多层次结构的企业联合体。在各关联公司中必有指挥、操作、控制地位的公司即控制公司存在。实践中，控制公司常常利用关联关系转移财产，损害关联公司外部债权人利益；利用关联担保，获取不当利益；利用关联交易避税，损害国家利益等。控制公司严重损害债权人的情形屡见不鲜。因此，在关联企业通过破产程序退出市场竞争时，应当对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以充分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法院在审理浙江纵横集团有限公司等六公司重整案件时，发现上述六家公司实际由同一公司控制，各关联公司人格高度混同。这主要表现在：（1）财务混同。纵横集团“1+5”公司从表面上看，财务均独立核算，但实际由控制公司浙江纵横集团有限公司[15]支配。集团公司设立融资部门，专司资金的调配，各关联公司只设会计，不设银行出纳，全部的结算活动由集团融资部操作。六公司之间的财务账簿、银行帐号也混合使用。（2）高管人员、内部机构和经营场所混同。集团公司的高管人员又是各关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身份相互交织。同时，同一经营场所存在二个以上的关联公司，生产线为二个关联公司所有。（3）经营决策受制于集团公司，各关联公司无自主决策权和管理自由。各关联公司的原材料和产成品的采购和销售以及产品的定价权均控制在集团公司。（4）资产混同，难以区分单个公司的财产和负债。不仅集团公司与关联公司之间财产难以分清，各关联公司之间的财产边界也不清晰。如浙江倍斯特化纤有限公司、绍兴纵横聚酯有限公司、浙江星河新合纤有限公司共同拥有生产线。普遍存在一个公司对外融资，资金却由另一公司使用的情况。（5）浙江纵横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各关联公司的注册资本均是由集团公司通过借款的方式给各出资人，验资后，该部分资本金全部予以抽回。各关联公司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6）集团公司、关联公司之间存在贷款担保关系。主要是集团公司借款，由关联公司担保；关联公司借款，由其他关联公司或集团公司担保；集团公司借款并使用，借款人被确定为关联公司等。基于纵横集团“1+5”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为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经管理人的申请，法院决定实施合并重整。

由于关联企业实体合并破产重整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在实践中遇到不少障碍。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因此，为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应当有合适的关联企业合并破产重整的法律程序。笔者总结纵横集团“1+5”公司合并重整案件的审理经验，提出以下程序设想。

第一，实体合并破产重整的模式选择。实践中，对于关联公司的实体合并的模式，主要有三种[16]：（1）控股公司申请注销关联子公司模式。控股公司符合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但出于剥离不良资产或整体出售资产需要，在破产申请前工商登记机关注销所有或部分关联公司。（2）直接将关联公司纳入控股公司的破产模式。法院受理控股公司的破产申请后，依控股公司的申请或依职权将所有或部分的关联子公司一并纳入控股公司的破产重整。（3）控股公司、关联公司破产分别受理，集中清偿模式。控股公司、关联公司均已达到破产条件并已经申请立案，为保证母公司、子公司的债权人平等受偿，受理法院将母子公司的债权债务一并处理。纵横集团“1+5”公司是以分别独立重整申请的形式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法院经审查分别受理。在审理中，管理人发现集团公司与其关联公司存在高度混同的情形，经债权人会议表决，实行合并重整。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人大常委会


齐齐哈尔市水资源管理条例
（2005年11月28日齐齐哈尔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2006年4月14日经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查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资源管理，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水资源，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水资源，是指地表水和地下水。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管理。
　　第四条　实行计划用水、科学用水、节约用水、依法治水。鼓励、支持采用先进节水技术和工艺，发展节水型工农业和其它各业，建立节水防污型社会。
　　直接取用水资源的建设项目的立项，应当进行可行性论证，与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环境相适应。
　　第五条　市、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水资源管理机构依据职能负责水资源的日常管理工作。
　　国土资源、规划、卫生、建设、环保、技术质量监督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有关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工作。

第二章　水资源规划和开发利用

　　第六条　规划和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统筹兼顾农业用水、生态用水、工业用水和航运等用水需要；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和地区间的利益，充分发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坚持优先利用地表水、合理开发利用浅层地下水、严格限制开采深层承压地下水的原则，服从防洪的总体安排，兴利与除害并举，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七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按照流域、区域进行统一规划。规划分为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综合规划应当与国土规划相协调，并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业规划应当符合综合规划。
　　第八条　本市行政区域和跨县（市）的江河流域的综合规划，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县（市）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县（市）区域和其它江河流域的综合规划，由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专业规划，由专业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级专业主管部门备案。
　　开发利用水资源必须按照批准的规划执行。规划确需修改的，应当按照编制规划程序重新办理报批和备案手续。
　　第九条　修建取水工程，应当遵守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
　　建设者在提交项目建议书时，应当同时向市、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水资源论证报告。
　　第十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用于农田灌溉、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供水的，应当采用先进的节约用水技术、工艺和设备，加强对水的重复利用和循环利用，提高水的利用率。
　　第十一条　利用水域开发旅游项目、设置浴场、进行养殖的，应当按照审批权限经市、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且不得污染水体和影响行洪安全。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引水、截（蓄）水、排水，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对原有灌溉用水、供水水源或者航道水量等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采取补救措施；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补偿。

第三章　取水管理

　　第十三条　实行取水许可制度。直接从地下或者江河、湖泊取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按照取水许可证的规定取水。
　　第十四条　市、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权限审批并且发放取水许可证：
　　（一）地下水年取水量200万立方米以下，地表水年取水量400万立方米以下的，经取水口所在县（市）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放取水许可证并且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二）地下水年取水量200万立方米至500万立方米，地表水年取水量400万立方米至1000万立方米的，经取水口所在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同意后，报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发放取水许可证并且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三）市辖区地下水年取水量500万立方米以下，地表水年取水量1000万立方米以下的，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且发放取水许可证。
　　（四）年取水量超过市级审批权限的，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后，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且发放取水许可证。
　　第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项目需要取水的，按照下列规定领取取水许可证：
　　（一）建设项目批准后，建设单位应当持设计任务书等有关批准文件，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取水许可申请，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建设单位方可进行取水工程施工；
　　（二）取水工程竣工后，由建设单位报请原批准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进行验收并且核定取水量，发放取水许可证。
　　第十六条　取水许可可能涉及第三方利益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取水申请之日起七日内向社会公告。第三方对取水申请有异议的，应当在公告后十日内向公告机关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的，不予受理。
　　第十七条　申请许可的程序和应当提交的有关文件，按照国务院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取得取水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取水许可证载明的取水地点、取水用途、取水量、取水期限、取水方式取水，并且按照有关水质规定进行退水。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转售水；确需转售的，应当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复制、涂改、出租、买卖和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取水许可证。
　　第十八条　实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直接从地下或者江河、湖泊取水，应当缴纳水资源费。各级水资源管理机构负责水资源费的征收。取用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时限缴纳水资源费，不得拖欠和拒缴。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减、缓、免缴水资源费。
　　水资源费的使用和管理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水资源保护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搞好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植树种草，保护自然植被，加强水源源头环境保护，涵养水源，防治水质污染和水土流失。
　　第二十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水功能区对水质的要求和水体自然净化能力，核定该水域的纳污能力，并且向环境保护部门提出该水域限制排污总量的意见。
　　向地下含水层回灌弃水的，应当按照环境保护部门要求先行治理，经检测合格后，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且对回灌进行控制和监督，防止地下水被污染。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生活饮用水水源的保护，采取措施防止水源枯竭和水体污染，制定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预案，确保城乡居民生活饮用水水源安全。
　　第二十二条　在河道、湖泊和水库、渠道等水利工程内设置或者改建、扩建排污口的，应当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
　　第二十三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严格控制疏干降水。建设单位在疏干降水施工前，应当将疏干降水的地下水开采计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建井申请报市、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经批准后实施，并且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交纳水资源费。降水结束后七日内，疏干降水井应当在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下按照技术标准回填。
　　因疏干降水导致地下水水位下降、枯竭或者地面塌陷的，建设单位应当采取补救措施；给他人的生活和生产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二十四条　取水井停用或者报废，应当在十五日内报原批准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并且在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下进行查封或者报废填充、封闭处置。经过核准后取水许可证自行失效。
　　第二十五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中长期供求规划、下一年度供需预测、节约用水计划，确定全市下一年度的取水控制总量并且下达年度取水计划。
　　第二十六条　取水人应当向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下一年度的取水计划申请。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以正式文书向取水人下达下一年度取水计划。
　　第二十七条　取水人应当按照批准的取水计划取水。需要增加取水量的，应当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取水人放弃取水的，应当向原批准取水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停止取水报告。
　　第二十八条　取水单位和个人应当安装符合国家标准的取水计量装置，定期进行计量检定，保持正常运行，不得擅自拆除、更换。
　　取水计量装置发生故障不能正常运行的，应当在三日内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五章　用水管理

　　第二十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需要使用或者增加城市公共供水或者自建设施供水的，必须有节约用水措施，配套建设节水设施，安装符合国家和省节约用水标准的装置。节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节水设施未经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该工程项目不得投入使用。
　　第三十条　在用水紧缺时，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采取核减和限制水量、调整供水时序等应急措施，并且予以公告同时说明理由。
　　第三十一条　直接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拆动用水计量装置；
　　（二）人为损毁用水计量装置；
　　（三）用水设施损坏未及时修复造成跑、冒、滴、漏；
　　（四）未及时关闭用水设施造成长流水；
　　（五）在计量装置前设旁管窃水；
　　（六）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的冷却、供热等用水。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以及水工程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核发许可证、签署审查同意意见的，或者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核发许可证、签署审查同意意见，故意拖延的；
　　（二）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水资源费的；
　　（三）批准在禁止开采区或者违反规定批准在限制开采区内新建地下水取水工程的；
　　（四）未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未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其它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或者处理：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责令限期缴纳水资源费；逾期不缴纳的，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部分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并处应缴或者补缴水资源费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立即回填，并处二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拒不回填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行回填，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负担。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按照规定充填的，处五千至二万元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暂扣或者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依法吊销取水许可证。
　　（六）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除责令按照额定流量按日补交水资源费外，并处二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处五千元至二万元的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五）项规定的，处二万元至十万元的罚款，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或者采取补救措施的单位和个人，在规定期限内拒不停止、改正违法行为或者拒不采取补救措施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强行纠正或者采取补救措施，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由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承担。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其它规定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第三十六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本市有关罚缴分离的规定执行。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6年6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