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城市居民委员会工作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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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计生委 湖南省卫生厅


湖南省计生委 湖南省卫生厅关于印发《湖南省生育证管理办法》的通知

湘计生发〔2003〕18号


各市（州）计生委、卫生局：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关规定，加强人口计划管理，改革生育证管理办法，维护已婚育龄妇女合法生育权益，决定对1998年制发的《湖南省生育证管理办法》（暂行）和《关于对〈湖南省生育证管理办法〉（暂行）第七条和第十二条进行部分修改的通知》有关内容予以修订，现正式印发，请各地认真执行。原《湖南省生育证管理办法》（暂行）及《〈湖南省计划生育/生殖保健服务手册〉暂行管理办法》同时废止，目前各地在推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中所使用的生殖保健服务手册仍继续实行。

　　　　　　二○○三年五月六日



湖南省生育证管理办法





为了进一步规范人口计划管理，维护育龄夫妻合法生育权益，加强计划生育综合服务，根据《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湖南省生育证是本省育龄夫妻合法生育的凭证，在本省及外省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中有效。

第二条　生育证的发放和管理应依法进行，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做到便民、及时、免费发放。

第三条 生育证实行分级发放管理。

一孩生育登记及发证机关是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再生育子女的生育证审批及发放机关是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局）。

具体发证机关按下列规定确定：

（一）女方系国家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在女方工作单位所在地；

（二）女方系城镇纯居民的，在女方户口所在地；

（三）女方系农村居民的，在婚入地。

第四条 合法结婚且无子女（含亲生子女、养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的夫妻拟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发证机关应按下列程序办理生育证：

（一）夫妻生育之前向所在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计划生育专干表达生育意愿后，由专干向其宣传《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有关规定并发给生育证发放登记表。

（二）夫妻按要求在登记表内填写基本情况，并请双方所在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签署意见后，将下列材料交女方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计划生育专干：

1．生育证发放登记表；

2．结婚证（属再婚的还需提供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或离婚判决书、调解书）原件及复印件；

3．户口簿、夫妻双方居民身份证及其复印件，免冠近照各2张；

4．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医学鉴定证明。

（三）计划生育专干携带前项所列材料到发证机关代领生育证。

（四）发证机关应在核定计划生育专干递交材料的真实性后，及时签发生育证。对难以确定真实性的材料，应进行调查核实，并在10日内决定是否签发生育证。未签发生育证的，应出具说明理由的书面文书。

（五）计划生育专干将生育证及结婚证、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或未签发生育证的理由告知文书送交夫妻本人。

第五条　合法结婚且符合《条例》有关规定要求再生育的夫妻，发证机关应按下列程序审批生育证：

（一）要求再生育的夫妻在怀孕之前向女方所在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计划生育专干领取再生育审批表，计划生育专干应向其宣传《条例》有关规定。

（二）夫妻双方按要求填表，并请双方所在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签署意见后，将下列材料交女方工作单位所在地或户口所在地（婚入地）的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

1．再生育审批表；

2．结婚证（属再婚的还需提供离婚证及离婚协议书或离婚判决书、调解书）原件及复印件；

3．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其它证明材料；

4．户口簿、夫妻双方居民身份证及其复印件，免冠近照各2张。

（三）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接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5日内调查核实申请人的婚育状况，并在审批表内签署意见，然后将所有材料报送发证机关。

（四）发证机关收到上报材料10日内，应由本机关政策法规机构审核材料后提出初审意见，并报经生育证审批小组集体审批。

（五）经审定符合条件的，由发证机关的计划统计机构立即通知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由其督促申请人双方各自所在工作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将获准再生育小孩的孩次、合法生育时间和举报电话张榜公示，5日内无群众举报或异议的再签发生育证。对群众举报申请理由不实的，发证机关应组织人员调查核实。

（六）发证机关通知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人员尽快领回生育证并送给申请人。

（七）对不符合生育条件或办证要求的，由发证机关政策法规机构负责将材料退回申报单位并书面说明理由，或责成申报单位限期完善补充有关材料。

第六条 生育过严重缺陷患儿且符合《条例》规定再生育的妇女，在申办生育证前，夫妻双方应到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医学检查。经检查认为不宜生育的，生育证管理机关不得发放生育证，并动员落实长效避孕措施。

第七条 副科级以上干部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再生育子女，须报市(州)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统计机构备案。副处级以上干部再生育，须报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统计机构备案。

第八条 生育证审批小组由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局）全体领导成员和负责政策法规、计划统计、科学技术、监察信访等工作的人员组成。

第九条 生育证应填写准确，字迹清晰，不得涂改，加盖发证机关钢印后方能生效。

发证机关应认真做好生育证登记、审批材料的归档、立卷工作，并按有关规定期限保存，已备查询。再生育申请一经审定，其再生育审批表应复制一份存女方所在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

第十条 当事人对发证机关不发证或逾期不作出审批决定的行为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一条 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应定期对持证未孕的妇女免费进行孕情检查。

获得许可的医疗、保健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对怀孕妇女进行孕期保健和随访服务时，应当查验其生育证并登记有关情况，发现无生育证的应及时报告当地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

第十二条 对住院分娩的产妇，接生机构应在生育证内如实填写婴儿出生情况，并加盖单位印章。

对非住院分娩、未作婴儿出生情况登记的，由产妇所在工作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计划生育专干负责登记，并加盖单位印章。异地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发现并核实后，亦应予以登记。

持证妇女生育后，不得凭原生育证再怀孕生育。

第十三条 凡怀孕13周以上的妇女要求实施人工终止妊娠的，须持有乡（镇、街道）以上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同意终止妊娠的证明，或者县及以上医疗保健机构出具的因医学原因不宜继续妊娠的医学诊断证明。

无上述有效证明的，有关机构不得为其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术。因特殊情况可能危及母婴生命安全、需要立即终止妊娠的，可先施行终止妊娠手术，作好有关登记，于术后48小时内报告当地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四条 持证妇女分娩后，其家属应在7日内报告工作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计划生育专干，在外地生育的应在15日内报告。

死产或新生儿死亡的，应由接生或接诊机构在生育证内作婴儿出生情况登记并出示有效证明。在家或其它地方死产或新生儿死亡的，应由事发地乡级计划生育办公室组织2名以上工作人员调查核实后在生育证内作婴儿出生情况登记，并出示有效证明。

第十五条 流动人口中的已婚育龄妇女要求生育的，应在生育前持生育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和本人的身份证到现居住地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或县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机构申报并办理登记手续。

第十六条 遗失生育证的，当事人应及时向原发证机关报告并重新办理有关手续。

死产或新生儿死亡及生育证损坏严重需要换证的，应持旧证到原发证机关更换新证。旧证由发证机关收回销毁。

销毁作废生育证应由2名工作人员执行（下同）。

第十七条 在生育证规定的有效使用期内未生育的，持证人应在当年的12月31日前凭本年度有效孕情检查证明到原办证的乡（镇）、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办公室办理延期使用手续。

持证人在规定有效期内未生育的，可先后办理四个年度的延期手续，但根据《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和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有关规定批准再生育子女的只办理两个年度。在续延有效期内仍未生育的，持证者须到原发证机关重新核发生育证，原生育证由发证机关收回销毁。

第十八条 生育证发放年度为上年度四月一日至本年度三月三十一日。县（市、区）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统计机构应于每年四月底前分别向省、市（州）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统计机构书面报告上年度生育证的发放情况。各级计划统计机构应及时对生育证的发放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和出生预测。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错发、滥发和无正当理由拒发生育证或未按规定销毁作废生育证情节严重或造成违法生育的，以及在发放生育证过程中违规收费的，按《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处理。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及时登记婴儿出生情况且未及时向当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报告，造成持证违法生育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按计划生育责任制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二十一条 医疗保健机构或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由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按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第二十二条 持证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发证机关书面告知其生育证作废，收回生育证，并不再发给生育证；违法生育的，按《条例》有关条款处理：

（一）施行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

（二）谎报婴儿死亡的；

（三）遗弃、买卖、残害婴幼儿的。

第二十三条 凡伪造、变造、买卖生育证或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生育证的，按《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严肃查处。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湖南省生育证管理办法》（暂行）及《〈湖南省计划生育/生殖保健服务手册〉暂行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内容提要: “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不仅能彻底解决不当得利识别困扰，而且还体现了不当得利制度的独特功能及其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独立但“谦逊”的地位，故为当前大陆法系不当得利冲突立法之主流。我国新近施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并未真正采纳“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而以“原因关系冲突规则主义”代之，这在冲突法层面和实体法层面都是值得检讨与反思的。对该法第47条中的“意思自治”和“发生地”作适当的解释，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缺憾。


在涉外民商事交往活动中，很多行为和事件都可能诱发财产的不合理流动，从而构成涉外不当得利事件。例如，在备用信用证关系中，如果在开证人未违约的情形下，开证行根据受益人的要求向其支付了备用信用证项下款项，则开证人可以选择追究开证行违约责任，也可以基于不当得利向受益人主张债权。而相当一部分的不当得利，与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相竞合，例如国际货物贸易合同自始无效情形下的预付款返还、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损害赔偿等。如果在不当得利、合同与侵权之中选择不同诉因，导致不同准据法的适用，进而导致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作出不同判决，这显然是非常不理想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不当得利冲突规则的研究意义，已经溢出了不当得利本身，涉及到整个债权冲突规则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无疑是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里程碑。该法第47条规定了涉外不当得利之债的冲突规则，填补了这一领域长久以来的立法空白。该条“不当得利、无因管理，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发生地法律”之规定，较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第55条“不当得利，适用不当得利发生地法律”之草稿，有了非常显著的改进。[1]立法大槌虽已落下，然笔者仍不揣冒昧，来回巡视于实务和学理之间，拟从该法第47条在具体适用中的逻辑困扰入手，对该条文作一吹毛求疵的学术批判，并就司法解释层面的补缺方式提出一孔之见，为不当得利冲突规则更趋完美而贡献浅见。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A国自然人甲和B国乙公司在B国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其中约定“C国法为合同准据法，支配双方之间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后，乙按照约定，在B国将货款汇款到了甲在B国某银行账户。后查明，依据C国法，甲乙之间的合同自始无效，并产生自始欠缺目的之非债清偿的不当得利。另查明，甲乙在自己国家之外并无“经常居所地”；根据B国法，甲乙之间的合同有效。案例二：E国自然人丙和D国丁公司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其中约定“C国法为合同准据法，支配双方之间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后，丁支付了货款。后查明，丙依其属人法E国法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而其法定代理人又拒绝追认丙丁之间的合同。但C国法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较E国法宽松。按照C国法的规定，丙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案例一中，如果认为甲乙仅就合同约定了准据法，而非就不当得利约定准据法，且这两者应当严格加以区分的话，那么，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之规定，不当得利的准据法应为“发生地法律”即B国法。然而，根据B国法，甲乙之间的合同有效，不构成不当得利。这就产生了准据法适用的自我矛盾，即合同准据法认为合同无效，产生不当得利，而不当得利准据法又认为合同有效，不构成不当得利。

在合同之债和不当得利之债发生竞合的情况下，如果合同和不当得利适用不同的准据法，就有可能产生上述逻辑困扰。究其原因，乃是不当得利与合同、侵权等法律事实之间在产生渊源方面的因果关系所致。这在实体法层面体现为“责任竞合”现象，即“肯定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独立性，认为不当得利请求权原则上得与其他请求权竞合并存，由当事人选择行使之”[2]；而在冲突法层面，这首先会导致“识别困扰”，即以不同的法律作为识别依据，会得出不同的识别结论。由于不当得利和作为原因关系的合同、侵权通常有着不同的冲突规则，所以，“识别困扰”可能进一步导致对同一事实适用不同准据法，进而作出不同的判决，甚至像案例一中那样出现“循环式”的自我矛盾。

如果我们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第1款做扩大解释[3]，使双方约定的合同准据法适用于合同无效产生的不当得利，是否足以克服上述逻辑困扰呢？在案例二中，我们将C国法作为不当得利准据法，却还是发现，根据C国法，丙丁之间合同关系有效，不构成不当得利。可见，即便是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第1款做扩大解释，也不能彻底克服不当得利“识别困扰”及其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

二、“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必要性与合理性之探析

要解决上述逻辑困扰，统一不当得利的识别标准并非良策。一方面，它缺乏可行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不当得利在各国法上规定的不一致，有其法制史的渊源与技术上之困难，目前要在实体法或国际私法上，建立各国均可接受的统一或独立的不当得利概念尚无可能”[4]；另一方面，它也不足以解决“识别困扰”所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即便统一以法院地法作为识别的依据，将案件无论识别为合同之债，还是不当得利之债，上述逻辑困扰仍然存在。

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一条兼容的冲突规则以适用于竞合状态。[5]而这条兼容的冲突规则，既要以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独立性为前提，又不能损害不当得利与合同、侵权等原因关系的内在逻辑关联。如果以这两点作为标准，“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无疑是非常理想的选择。除此之外，在不当得利冲突法领域，“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可称得上“大陆法系式”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亦是“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被广泛采纳的主要原因。

（一）识别困扰的解决：“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在冲突法层面的必要性分析

对于上文提到的识别困扰，英美法系采用的灵活开放系属公式，对于任何事实问题都不需要经过识别，而直接适用统一的冲突规则：即寻找与案件有最密切、最真实联系的法律。于是，法院跳过了识别这个步骤，从而彻底摆脱不当得利的识别困扰。[6]但是，英美法系的做法“矫枉过正，依然无法摆脱其不明确、似是而非，甚至互相矛盾的弱点。换言之，弹性选法方法虽然有效地避开硬性冲突规则，及其所必经的定性程序所造成的法律选择之僵化现象，但无论重心说、适当之法说或最重要牵连关系说，显然至今都仍然是很模糊而不确定的概念。”[7]在英美法系的冲突规则中，各连接因素的重要性因案而异，准据法选择标准又过于抽象，留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往往缺乏外在约束，这与大陆法系法律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基于上述原因，在不当得利冲突规则领域，大陆法系学者最终没有改采英美法系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而是直接将不当得利的准据法指向原因法律关系，即形成“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与英美法系的“弹性选法方法”即“最密切联系原则”一样，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妥善地解决了“识别困扰”[8]及其所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9]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体现：冲突立法趋势角度的科学性考察

受萨维尼“法律关系本座说”的影响，传统冲突规范一般只选择代表连结对象“本座”的一个连结点。但由于个案案情纷繁复杂，传统冲突规范在选择连结点时放弃诸多而只择其一的呆板做法，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僵固机械的烙印。因此，当代国际私法学界引发了软化传统冲突规范的趋势，采用“最密切联系”等灵活开放的系属公式，就是其中一个软化处理的途径。[10]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冲突立法的趋势，它不仅仅只是“贯穿整体冲突法的根本性的法律选择方法……更应是一项指导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11]

如前所述，笼统地规定涉外不当得利之债适用与之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并非解决上述识别困扰的理想方案。而另一方面，“不当得利关系，各种各样，未必单纯一律”[12]，依其产生原因之不同，大体可分为两类，即“给付不当得利”与“非给付不当得利”，前者又可以再分为自始欠缺目的（如错债清偿）、目的不达（如预期条件不成就）、目的消灭（如解除条件成就）三种不当得利的具体类型，后者可分为侵害他人权益、支出费用偿还和求偿三种不当得利具体类型。[13]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不当得利类型，要在传统冲突规范的模式内，寻找能充分体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连结点作为回应，并非易事。

“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所倡导的准据法选择过程，是以考量发生“原因”这个核心要素为基础的，所以，它消化了传统冲突规范在遵循最密切联系原则时所承受的张力。换言之，“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可称得上不当得利冲突法领域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若不当得利系当事人之间先前存在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之结果，那么，不当得利与该原因关系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逻辑关联，而从法律层面看，支配该原因关系效力的法律，又是产生不当得利的法律原因，故其较之其他准据法，与不当得利之间具有更加密切的联系。[14]不难发现，较之其他冲突立法，“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更能体现、也更接近于最密切联系原则。

（三）不当得利制度的定位考量：“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合理性的实体法解读

民法是国际私法的基础，因而实体法上不当得利的价值、定位及制度体系，会对冲突规则的内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之所以成为当前大陆法系冲突立法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体现了不当得利制度的独特功能与价值、及其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的独立但“谦逊”之定位。

首先，实体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旨在规范私法上无法律原因的财产变动”[15]，而原因要素的不正当性（或者说“欠缺法律上的原因”）是产生返还请求权的基础[16]，这也是不当得利的核心要素。“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着眼于“原因”这个核心要素，将实体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独特功能与价值体现于整个准据法的选择过程，故而与实体法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关联。

其次，“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还体现了实体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独立但“谦逊”之定位。民法上不当得利之债产生于“无法律上的原因”[17]，而非笼统的某个概括的理由。在实体法上的这个“非统一说”[18]的基础上，学者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仅不是法律实现具体个案之正义或衡平之万灵丹，也无意以后起之秀之态势，掠取其他更源远流长之制度之适用范围；而是定位在比较‘谦逊’之角色，补充其他规范之不足；承认其仅从事其他制度本身以外之损益调整，则自可将因债权之法律关系而生之部分，划归其他选法规则之适用范围。”[19]采用原因关系准据法，使产生于某一特定法律关系的不当得利，适用支配原因关系效力的准据法，解决了责任竞合时的法律适用问题，不仅不会削弱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独立性，反而是对其独立性和补充性地位的充分尊重和良好表达。[20]

综上，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以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独立性为前提，且无损于不当得利与合同、侵权等原因关系的内在逻辑关联，在体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前提下，妥善解决了不当得利“识别困扰”及其所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因此，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目前已经成为大陆法系的主流学说[21]，并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冲突立法所吸收[22]。

需要附带一提的是，不当得利在我国民法体系中系“独立”法定之债，这就要求有“独立”的不当得利冲突规则与之匹配。从形式上而言，“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虽然将不当得利法律冲突“转致”原因关系准据法，但其仍然具备冲突规则的基本要素，不失其形式上的独立性；而从实质内容而言，“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系基于对实体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细致考量，而为之“度身定做”的冲突规则，既非抄袭冲突法的其他领域，亦难为其他领域所仿效。因此，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来看，“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都算作与实体法上不当得利之独立性相匹配的、“独立”且“特征化”的冲突规则。[23]

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原因关系冲突规则主义”之本质与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