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扫盲工作报告制度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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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关于印发《杭州市建设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杭府法审告[2009]13号


杭州市建设委员会：
　　你委上报的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杭州市建设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杭建市发〔2009〕111号），经审查，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办法》（市政府第194号令）和《关于印发杭州市政府工作部门规范性文件审查办法的通知》（杭政办函[2003]250号）的规定，准予公布。



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二00九年四月十六日



杭建市发〔2009〕111号

关于印发《杭州市建设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杭州市建设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办法》已通过市政府法律审查，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
杭州市建设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建设信用体系建设，规范建设市场主体及其从业人员行为，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提高诚信经营的意识，增强企业风险防范的能力，根据《建筑法》、《房地产管理法》、《合同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暂行办法》、《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杭州市建设市场主体及其从业人员信用信息的采集、记录、公布、存储、使用及利用信用信息进行信用管理的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杭州市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建委）负责本市建设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工作。
市建委设立杭州市建设市场信用建设管理领导小组（以下称领导小组），下设信用建设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诚信办），诚信办设在建设市场管理处，具体负责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的采集、加工和评估管理，并根据需要提供信用信息查询。
市建委建设市场管理处、法规处、建筑工程管理处、房地产开发管理处、设计管理处和杭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市城建档案馆、市建筑企业管理站、市建设工程造价和投资管理办公室、各县（市）、区（管委会）建设局（以下简称工程管理机构）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职责分工做好有关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的采集和记录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建设市场主体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活动的建设行业企业法人和从业人员。建设行业企业法人包括勘察、设计、建设（房地产开发、代建）、施工及监理、造价咨询、招标代理、工程检测、施工图审查等单位、公司和机构，以下统称企业。
从业人员是指注册建造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和勘察设计行业注册师等国家注册执业人员及企业主要负责人。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是指企业、从业人员的基本信息，及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建设市场主体、从业人员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与信用有关行为进行记录和其他征信记录的信息。
第六条 建设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应当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尊重企业和个人隐私，维护各主体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章 信用信息分类与采集、记录
第七条 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系统由身份信息、良好信用信息、不良信用信息、提示信用信息、统计及评估信息构成。
第八条 身份信息是指企业自身的基本情况，包括下列内容：
（一）企业的基本状况
1、企业登记注册的基本情况；
2、企业取得的专项许可；
3、企业的资质等级；
4、企业的经营状况；
5、企业的信用及其评估记录；
6、依法登记的其他有关企业身份的情况。
（二）从业人员的基本状况
1、从业人员的身份证明及履历；
2、从业人员的执业注册状况及持证上岗状况；
3、从业人员的工作业绩；
4、从业人员的信用记录；
5、依法登记的其他有关从业人员身份的情况。
第九条 良好信用信息是指建设市场各方主体和从业人员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遵守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强制性标准，行为规范，诚信经营，自觉维护建筑市场秩序，受到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专业部门、县（区）级（含）以上党委和政府的奖励和表彰，所形成的良好行为记录。包括下列内容：
（一）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从业人员受到县（市）、区(含)以上党委和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市级工程管理机构的通报表彰及表扬情况；
（二）被评为市级(含)以上“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三）工程获得质量安全和文明施工等奖项；
（四）社会中介机构认定的体系论证（主要指ISO系列论证）。
第十条 不良信用信息是指建设市场各方主体和从业人员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违反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强制性标准和执业行为规范、规定，经各工程管理机构查实的不良行为记录以及其他严重违规、违纪的行为记录。下列情形记录为不良信用信息：
（一）符合建设部制定的《全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的行为记录；
（二）根据《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暂行办法》受到行政处理的行为记录；
（三）其他受到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行为记录；
（四）受到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书面通报批评的行为记录；
（五）被媒体曝光经查实的不良行为记录；
（六）因拖欠民工工资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行为记录。
第十一条 提示信用信息是指建设市场各方主体和从业人员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不遵守有关规定和纪律，需要提醒企业加强管理的不规范行为所形成的行为记录。
第十二条 统计及评估信息包括下列内容：
（一）企业的各类月报、季报、年报；
（二）各类建筑业报表的统计及分析；
（三）信用信息的统计及分析评估。
第十三条 采集、提供信息的单位对其采集、提供的信息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信息采集和记录按照下列规定进行：
（一）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由各主体自行上报，经诚信办审核后录入信用信息系统。信用信息和评估信用由诚信办负责录入；
（二）良好信息由各工程管理机构提供和各主体自行上报，经诚信办审核后录入；
（三）反映企业合同履约情况的工程项目承发包评议卡信息，由承发包双方的对方提供，业主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评议情况，由中介服务机构提供，经诚信办审核后录入；
（四）不良和提示信用信息由各工程管理机构采集、提供和录入，行贿、受贿等违法行为不良信用信息由信息掌握部门负责提供，经诚信办审核后及时录入。
第十四条 诚信办应当将采集认定的信用、统计评估信息及时、准确地录入相应的信用信息系统，对企业及各工程管理部门提交的信息确认并实时追加、修改、更新和维护，对信息数据实行动态管理。不得虚构或者篡改，保证信息及时更新。
相关企业可以通过企业身份电子认证系统查询本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

第三章 信用信息有效时限
第十五条 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数据库由公示信息数据库、记录信息数据库和存储信息数据库组成。
第十六条 公示信息数据库中的信用信息公示期限根据不同的信息种类设定。
（一）建设市场主体的身份信息不设定公示期限；
（二）良好信用信息公示时间为2年，以证明文件上载明的日期为起始时间。证明文件上无明确日期的，以公布时间作为起始时间；
（三）不良信用信息公示时间为12个月；
（四）提示信用信息不对外公示，但在公示信息数据库中保存12个月，本企业、本从业人员和政府管理机构可以查询；
（五）统计信息为最新的统计结果，公示时间为1年；
（六）评估信息为当年1月1日起至当前时刻的实时综合评估情况。
不良信用信息征集到后5个工作日内公示；提示信用信息征集到后3个工作日内录入。信用信息公示期和保存期满后，系统自动解除公示和保存记录，转入记录信息数据库。
第十七条 记录信息数据库中的记录信息是指最近一定期限内记录的建设市场信用信息。记录信息记录期限按照下列规定设定：
（一）身份信息，记录期限至企业终止为止；
（二）良好信用信息、不良信用信息、提示信用信息和统计及评估信息在记录信息数据库中的保存期为3年，从公示信息数据库转入记录信息数据库之日计算。但法律、法规或规章要求对企业的限制和记录期限有其他要求的，依照其他要求的期限记录；
记录信息期限届满后，系统自动解除记录并转入存储信息数据库，形成信用档案长久存储。
第十八条 存储信息数据库中的信息作为资料档案在数据库中永久性保存，仅供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特殊需要时查询。
第十九条 诚信办应当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保证信用信息系统的运行安全；定期对信用信息数据库进行备份，防止信息丢失。
第二十条 企业认为本企业信息与事实不符的，可以向诚信办提出变更或者撤销记录的申请，并将要求变更的事项通过身份电子认证系统上传。诚信办应当在接到申请及上传资料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事项转至提供信息的部门和工程管理机构，该部门和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在 15 个工作日内提出处理意见报诚信办，诚信办作出维持、变更、撤销记录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根据决定及时对该项记录进行修改。

第四章 信用综合评估
第二十一条 建设市场主体的良好信用和不良信用、提示信息记录依照有关认定和记分标准进行加分和扣分（简称记分），其累计记分情况作为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估和信用记分排行的依据。记分周期为12个月，从当年度的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具体的认定和记分标准，由诚信办根据实际情况和有关政策及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第二十二条 不良和提示信用信息扣分按照以下规定执行：
（一）企业被扣分的，对其相关从业人员同等扣分；
（二）从业人员被扣分的，其企业同等扣分，其中任用不具备任职资格的，其任职单位加倍扣分。
第二十三条 诚信办每年第一季度根据记分情况，对建设市场主体上年度的信用记分进行定量考评，由计算机自动生成上年度企业信用记分排行榜，并在杭州建设信用网上公布。
第二十四条 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记分按企业类别进行统计,企业类别分为建设（房地产开发、代建）类、施工类、监理类、造价咨询类、招标代理类、工程检测类、勘察类、设计类、施工图审查类。其中施工类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及资质等级进行分类统计。具有多项资质的企业，按企业主项资质参加信用记分排行。外地进杭企业和杭州本地企业的信用记分分开排行。

第五章 信用管理
第二十五条 任何组织或个人可以查询公示信用信息。各工程管理机构及工商、税务、金融、劳动保障等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通过网络可以登录信用信息系统，查询公示信息数据库和记录信息数据库，实现各管理部门之间信息互通与共享。其他相关部门或单位经授权也可获得一定范围的查询权限。永久保存的存储信息，一般不对其他部门及个人公开。
各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要求利用企业信用信息，不得滥用,不得违法限制企业经营活动。诚信办应当设置信用信息数据库访问权限，防止信用信息数据库被越权访问或者擅自处理。
第二十六条　企业年度信用记分排行情况可作为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企业和从业人员进行日常监督管理、行政审批、资质资格管理、周期性检查、表彰评优、市场活动的重要参考依据。
在工程项目发包中，建设业主可以按照企业授权查阅其最近3年内记录信息，作为资格预审的参考依据。
第二十七条 各建设行业协会应根据年度信用记分排行，结合企业年度结算收入、纳税等情况，分别对企业进行年度信用等级排行，其排行结果在有关媒体上公告。年度信用等级排行结果作为企业申请加入政府投资项目预选承包商名录的重要依据之一。
年度结算收入（税收或年度产值）低于有关标准的企业不得参加年度信用等级排行。杭州本地企业的年度结算收入（税收或年度产值）包括在外地施工收入，进杭企业的年度结算收入（税收或年度产值）只包括在杭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施工收入。
第二十八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纳入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应作为重点进行检查或者抽查对象，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同时限制授予该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从业人员有关荣誉或者称号。企业和从业人员不良信用信息正在受公示的，招标人可以限制其参加竞标。
企业和从业人员不良和提示信用扣分累计达到18分，其法定代表人和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建设法规及相关知识培训。
除前款规定外，法律、法规、规章对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有限制行政许可、资质等级评定等规定的，从其规定。
市建委将外地进杭企业信用等级排行情况和具有不良信用信息记录适时抄告进杭企业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九条 由各工程管理机构负责审查受到行政处罚企业和从业人员的整改结果。对整改确实有效的，由企业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可缩短其不良信用信息公示时间，但公示时间最短不少于6个月。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力的企业，可延长其不良信用信息公示时间。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对符合有关规定已构成行政违法的行为,不得以扣分代替行政处罚,应当同时立案进行调查取证,移送案件。各工程管理机构执行本办法的情况，作为落实政务公开以及依法行政工作的考核内容。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杭州市建设委员会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原《杭州市建设市场主体信用管理办法》(杭建法发〔2005〕135号)同时废止。


完善我国调解体系之构想

调解是指由第三者主持，对发生纠纷双方的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进行调停，排解疏导，促使纠纷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而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我国的调解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调解体系。我国的广大民众素有优良的传统美德， 发生纠纷后， 绝大多数首先想到的处理方式， 就是寻求调解。我国的调解制度被西方誉为司法制度的“东方经验”，深受人们的喜爱。 然而，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各种调解制度在性质、职能、原则、程序、效力等方面的差异， 使得我国调解体系存在不足日趋显露， 笔者在此略作探析， 提出完善之浅见。
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法院调解的区别与联系
我国的调解制度主要有诉讼内调解和诉讼外调解两大类，诉讼外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只有法院调解属诉讼内调解。不论是何种形式的调解，其设置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当事人的纠纷，采用的方式方法都是通过说服教育、宣传法律政策、促使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和解协议，适用的原则基本都包括“自愿原则”、“合法原则”、“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但是，各种调解之间仍然有所区别，主要有：（1）调解的范围。人民调解仅限于调处民间纠纷；行政调解也限定在各行政机关职能管辖范围的纠纷，如治安调解的范围就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情节轻微的行为；仲裁调解主要是商务活动中发生的合同纠纷以及劳动争议纠纷；法院调解则囊括了所有纠纷，包括自诉刑事案件。（2）调解适用的程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均属诉讼外调解，调解不是必经程序， 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的， 除仲裁机关可以作出仲裁裁决外，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相关行政机关是无权对纠纷作出处理决定，也不能依职权移送人民法院审理。 而法院调解则属诉讼内调解，其中离婚诉讼的调解是法定必经程序，调解不成的，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裁判。（3）调解协议的效力。这里主要指强制执行的效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所达成的协议除当事人自觉履行外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当事人不能凭此调解协议为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只能另行提起诉讼；仲裁调解所达成的协议也不尽有完全法律效力，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仍然要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确认无误， 否则，人民法院不予执行，当事人只能另行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法院调解则具有完全法律效力，发现调解确有错误的，需要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撤销改判，否则，原调解仍需执行。
二、我国调解体系存在的不足与弊端
用调解的办法解决纠纷，是我国处理民事纠纷的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经验，我国的调解制度对增进人民团结，防止矛盾激化， 预防、减少犯罪，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 我国调解体系仍存在许多不足与弊端，主要表现在：
①调解适用的原则不尽合理。现有法律法规对调解适用的原则都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合法原则”的规定，首先，要求调解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不切实际，调解强调的是当事人的合意，中国的老百姓大都还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理念，有些不愿意公开纠纷的真正原因和事实过程，有些纠纷事实查得越清楚， 是非越明确， 更容易激发有理一方当事人的不满情绪，得理而不饶人，反而增加了调解的难度，也不易使纠纷得到真正解决。既然调解是当事人自愿的，只要当事人能达成合法协议，那么，是否查清纠纷的事实，是非责任是否分清，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反之， 不遵循这一调解的法定原则， 岂不是成了违法调解？其次，调解的“合法原则”， 应当包括程序上的合法与实体上的合法，从程序上看， 而调解并没有程序上的规定， 几乎随时都可以进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是这样， 就是法院调解也是如此， 调解可以在诉讼程序中任何阶段进行， 一审判决后提出上诉的， 二审还可以调解，终审判决后， 执行期间又可以再“和解”（调解）。调解在程序上无章可循，致使主持调解的人员滥用职权，随意行使权力，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想调就调，有的甚至打着所谓“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幌子， 强行调解。从实体上看， 法院判决、仲裁裁决的实体合法性必须权符合法律的规定， 容不得丝毫差错， 而调解达成的协议是当事人合意的体现， 当事人有处分自己合法权利的自由，只要调解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利益即可， 要求象判决、裁决一样的合法是不切实际的。
②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规定不规范、不合理。法院调解的调解书和仲裁调解的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而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所制作的调解书却没有法律效力， 一样是第三者主持调解达成的协议，都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合意， 得到的确是不同效果。司法实践中，行政调解的调解书和人民调解所制作的调解书均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合同争议进行行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仲裁或者起诉，治安调解只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轻微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对调解达成协议是否有效未作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另一方当事人只能提起诉讼。至于仲裁调解，虽说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是，仲裁调解书需经人民法院审查，若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申请强制执行仲裁机构的调解书应如何处理的通知》的解释，“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发现仲裁机构的调解书确有错误的，不予执行，并通知原仲裁机构”，当事人则需重新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此可见， 将调解的效力因调解组织职能的不同而人为地加以划分，这就容易使人们对“调解”产生误解，也显得调解合意的效力不平等。特别应当引起重视的是人民调解，我国的人民调解队伍， 组织最庞大、分布面最广， 大量的民间纠纷都是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的，可以说是解决纠纷的第一道防线。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纠纷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作出的调解协议得不到法律认可，因而使人们对人民调解产生了不信任感， 认为这种调解起不了实际效用，致使当事人纷纷到法院诉讼，不仅加重了法院办案压力，也会削弱调委会的权威性和声誉。
③ 调解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在实践中，由于调解协议是当事人亲自签字，即使是违法调解， 要求当事人提出“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证据，几乎是险当事人于举证不能，让法院证明自身的错误又谈何容易，非造成严重后果的， 大都也将错就错。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的“ 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检察院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这里又仅限于判决和裁定， 人民检察院对法院调解书提出抗诉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调解书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的答复，“人民检察院对调解书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检察机关无权对法院调解实施监督。而对于仲裁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来说， 除了当事人申请执行或提起诉讼而由人民法院审查或审理外，可以说是没有监督制约的。由于我国公民的文化素质、法律意识还普遍较低，特别是基层乡村的农民，对法律规定一知半解， 甚至根本就不懂， 发生纠纷完全信赖于“政府”部门的处理。失去对调解合法性的监督，就容易导致部分主持调解的人员办“三案”，有意偏袒一方当事人的越权调解、强行调解、恶意调解等违法调解的现象时有发生，也滋生了腐败行为，使“政府”的公信度降低， 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使违法调解行为被发现，也只是对案件进行再审，对违法调解的行为人缺少强有力的制裁措施予以惩处。
④调解缺乏时限约束。《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都没有对调解的时限作规定，致使为了追求调解结果而使纠纷久拖不决，也使得有些纠纷因时间的拖延越闹越僵，给当事人的生产生活造成不便，还增加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成本支出。
三、完善规范我国调解体系的模式构想
由于法院的诉讼程序较为繁琐，大量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纠纷，就当事人的意愿而言是希望通过一种简便的方式得以解决，特别是有些当事人对提起诉讼的偏见和误解， 有的还忌讳打官司，一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 对方当事人便产生对立情绪， 使原本较容易调处的纠纷无形地增加了解决难度，以至案了事未了， 不能真正消除矛盾。 因此，有必要对现有调解体系模式进行改革，以使各种调解制度更加规范完整，确保调解组织的工作成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充分体现当事人的自主原则，让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最简便快捷的处理方式，缓解和减轻各级政府信访部门和法院诉讼案件的工作压力，降低解决纠纷的成本支出。同时，加强各调解组织相互间的监督， 预防违法调解。
针对我国调解制度的存废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 有的提出废除“法院调解”，将调解归于行政职能部门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有的建议制定“行政调解法”，对行政调解加以规范，也有提出对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实行确认制度， 赋予调解的法律效力，等等。对此， 笔者认为，我国的调解制度，可以用诉讼程序来加以区分， 设置为“诉前”的调解和“诉后”的调解。“诉前调解”是对于当事人发生纠纷争议时，在未起诉前由第三者从中调停排解，使之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而不进入诉讼程序。“诉后调解”，是对于当事人发生纠纷后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或者未经调解直接起诉的，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经调停而互相让步，达成和解协议，既解决纠纷又终结诉讼程序。对处理纠纷的方法用“调解”来表述， 处理结果统一用“和解”表述。
笔者认为， 应当保持现有调解体系的框架结构， 即保持各中调解制度的存在， 仍然按照各种调解的分工进行运作， 在此基础上，修改完善“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可以考虑制定“调解协议”法律效力确认制度，对原法院调解、仲裁调解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予以取消，将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的确认权统一规定由人民法院行使， 即由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对当事人自行和解或经有关部门组织（包括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依法审查确认，统一制作规范格式的“和解协议确认书”（取消法院调解书的形式）送达当事人，确认“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不论是法院调解或者是其他部门组织的调解，当事人所达成的合意，只有经过人民法院审查确认，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这样，既可以将法院调解与其他部门组织的调解相互衔接起来，不以部门职权划分等级，也可以巩固部门组织的调解效果，增强调解的实际效用，同时，统一由人民法院对调解达成的协议进行审查确认，可以加强对调解的监督， 防止违法调解行为，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可以为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提供统一规范的执行依据。
四、“和解协议确认”的机构设置和职权划分
确认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程序，是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关卡， 要求具有较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人员来担当此任，笔者认为，由法官来行使和解协议确认权是最适合的。因此， 可以在法院内部设置专职的庭室（ 取消现有部分法院的“诉前调解”或“庭前调解”的机构设置），称之为“纠纷调和庭（室）”，专司此职。
“纠纷调和庭（室）”的职权主要应包括两方面：1、审查确认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书”。有两部分内容：a、对纠纷当事人于诉前自行和解达成的协议书或者经有关调解组织调停达成的和解协议书，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照合法原则进行审查确认，制作规范格式的“和解协议确认书”予以确认；b、对进入诉讼程序而调和达成协议的，依法进行审查，制作 “和解协议确认书”予以确认。 2、调处解决纠纷。 对纠纷当事人未经有关部门组织调解或对调解达成协议反悔而径行向人民法院申请调解的，由“纠纷调和庭（室）”依照当事人自愿原则、合法原则进行调和， 经调和达成协议的， 签订“和解协议书”， 并制作“和解协议确认书”予以确认，调和未能达成协议的， 依据申请人的意愿，移送审判或由申请人撤回。其特点是， 第一，自愿。 即强化当事人的自愿原则，对“诉前和解”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 使之合意得到法律确认，而是否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 不是必经程序；对纠纷的解决方式的选择，是申请调解还是提起诉讼同样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任何部门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二，简便。 即不受审判、仲裁的程序的限制， 调处纠纷的方式方法简便灵活， 可以使当事人在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下解决纠纷。第三，规范。即可以使各种调解有机衔接，避免脱节，可以有效地巩固各种“诉前调解”的成果，发挥调解的功效， 避免重复调解，对“诉后和解”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将审查确认设定为必经程序，（诉讼案件可以凭“和解协议确认书”结案，取消原来调解结案的方式）与“诉前和解”相区别，使调解与审判、仲裁相对分离，避免主持人员集调解权和裁判权于一身，预防调解中的违法现象。对调解的效力一律采用“确认”的方式，制作统一规范的法律文书。
五、制定“调解法”的立法建议
要完善我国调解体系，需要对各种调解制度加以规范，据载，北京丰台区法院率先进行改革， 在审判中已对合法调解协议书赋予法律效力，即对人民调解组织出具的合法调解协议，将被法院作为证据予以采用。许祖雄等33名人大代表也就目前我国现行调解制度缺乏统一规范，行政调解的作用及效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提出了关于制定“行政调解法”的议案，表明制定“行政调解法”，以帮助弥补国家行政法制建设中的立法空缺，保障行政调解工作有效运行等。这些做法和建议， 都有利于我国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但是，这还是不能避免使已经调处的纠纷再度审理， 即使制定了“行政调解法”，使现有的“行政调解”得以规范，还是不能解决现有我国整个调解体系存在的“调解协议的效力确认”、“各种调解的法律监督”等问题，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从立法的角度对我国的整个调解体系进行统一立法，综合现有关于调解的规定， 制定的《调解法》或者《调解通则》，明确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法院调解的职权范围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规范调解组织的职权范围、调解适用的原则、调解程序和方法、调解时限、调解效力的确认、调解的监督、调解的执行等等，更好地发挥调解的实际效用。
笔者建议应当着重修改完善的部分为：①调解组织的职权范围。可以按照现有法律法规确定的各职能部门的职权范围不变，明确规定越权调解无效。②调解适用的原则。应强调保留“当事人自愿原则”；“合法原则”应限定在“调解达成的协议不得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利益”的范围，取消“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③调解程序和方法。对向人民调委会、行政职能机关、仲裁机构申请调解的，采用“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方法，以当事人自愿为原则，有关职能部门即可进行调解，不作程序上的限定。对向法院申请调解，可以规定适用调解程序的范围，将现有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规定调解为必经程序，这类案件未经调解不得提起诉讼。④调解时限。一是应增加对调解纠纷的时限规定，可以参照民诉法规定简易程序的审限，以三个月为限。逾期不能调解达成协议的，调解终结，应告知当事人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二是调解协议的生效时间，可修改为“调和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以和解协议为附件，制作和解协议确认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双方当事人应于通知领取和解协议确认后5日内向人民法院领取，逾期未领取又未提出异议的，和解协议确认书即具有法律效力”，取消需经当事人双方签收后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限定当事人反悔的时间。 ⑤调解效力的确认。取消现有法律法规关于调解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对确认当事人合意之效力的权利规定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规定“和解协议确认书是申请强制执行的有效凭证，未经人民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⑥调解的监督。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和解协议确认书， 提出证据证明调和违反自愿原则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增强监督力度；制定违法调解的制裁措施，可参照民诉法规定的对民事违法行为的制裁。
总而言之，结合我国国情的实际完善我国调解体系，符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策略，有利于使各种调解制度有机地衔接起来，消除存在的弊端，更好地发挥调解制度所具有的“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增进团结、维护稳定”整体效用。

长泰县人民法院王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