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关于加强收容遣送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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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关于加强收容遣送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
民政部关于加强收容遣送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
民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
近几年来，各地收遣站努力克服困难，积极开展工作，收容遣送了大批的流浪乞讨人员，发挥了社会稳定机制的作用，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但同时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造成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对此，各级民政部门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现就有关
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收容对象范围的问题。目前，各地仍要严格执行一九八二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国阅〔1991〕48号）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或政府制定 发布的有关法规和规章，不要擅自扩大收容范围。
各收遣站一般要在24小时内对被收容人员进行询问，作好笔录。对符合收容条件的，予以收容；对不符合收容条件的，予以放行；发现违法犯罪分子应及时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二、关于被收容人员的管理问题。各收遣站要坚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的原则。被收容人员男、女必须严格分开住宿，有条件的要分院住宿；少年儿童与成年人要分开住宿和管理。对社会救济对象要实行无偿服务，对非社会救济对象可实行有偿服务；对老幼病残者要给予特殊的生活照
顾，对患病和危重病人要及时给予治疗和抢救，对寻衅滋事的被收容人员要依法处理。各收遣站要依法文明管理，严禁打骂、侮辱和虐待被收容人员，禁止使用各种戒具。
三、关于被收容人员的遣送的问题。各收遣站在查明被收容人员家庭地址的情况下，要及时遣送，不得无故拖延，更不得把被收容人员作为廉价劳动力长期使用；对不愿返籍或未查清原籍的可依法签订劳务合同。被收容人员留站待遣时间：本省的一般不超过15天；外省的一般不超过
一个月。被收容人员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可适当延长留站待遣时间：经医生证明，患有危重疾病，需要继续抢救或观察病情的；户口在边远或严寒地区的；呆傻人员或尚未查清地址的。遣送的程序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遣送仍执行一九八二年民政部、公安部制定的《城市流浪乞讨人
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跨省的遣送执行一九九二年财政部、民政部、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收容遣送所需经费支付问题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在遣送途中严禁丢弃被收容人员，违者视情节追究有关工作人员和领导者的责任。
四、关于被收容人员的教育问题。各收遣站要对被收容人员进行法制、道德教育，有条件的站还可进行劳动技能的培训。教育要注重实效，要有针对性，形式多样化。要做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使被收容人员的思想认识水平有所提高，为遣返原籍安置打好基础。
五、关于收遣站的建设问题。目前，绝大部分收遣站的条件较差，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为此，各地要克服困难，创造条件改善收遣站的环境。各地民政厅（局）要在本行政区域内选择一至二个收遣站，逐步将其建成对外起“窗口”作用，对内起“示范”作用，在当地起“辐射”
作用，能对外开放的文明收遣站。
六、关于如何对待行政诉讼的问题。当前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普遍增强，加之收遣工作的法制不健全和工作上的某些疏漏，难免发生行政诉讼案件。各地收遣站要正确对待行政诉讼案，要积极应诉，依法维护民政部门的合法权益和声誉，纠正工作中的误差。同时，要有计划、有目的地
培养既懂法律、又懂业务的应诉工作人员，为应诉提供必要的条件。
1994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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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当 防 卫：规则、学说及对象界定
楼杰科
正当防卫：规则、学说及对象界定
防卫基于人的自然本能，因此是项自然权利。在无法的时代，只要侵害实际存在，就可进行防卫，不论侵害针对的是自己、族亲还是亲族，也不论防卫达到何种程度以及防卫是否在侵害发生时实施。所以，原始的防卫与原始的报复相含混。进入文明的社会，防卫不再必然正当。社会的制度选择性地设置了防卫正当化的充要条件。由此开始，防卫是项自然权利这一立足点已不足以支撑住制度的大厦，继而渗入了社会秩序或法秩序保护的理由。由于保护社会秩序在根本上是国家的义务或者责任，因此，对违反法秩序保护的行为进行惩戒亦是国家的特权，私人不可拥有。当然，防卫不是惩戒，也不是惩戒的异化。所以在特别情况下，我们仍可以对不法侵害进行适当的必要防卫，即正当防卫。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允许正当防卫，是对自然权利的有限复归，更是法的规范性体现。由此，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正当防卫的对象是不法侵害人还是不法侵害行为呢？或者说，我们的行为防卫的是什么？
规则与学说：正当防卫的定义及构成
近代文明起源于西方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自然科学的兴起标志着与以前一切社会文明不同的文明形态的出现，也酝酿着产生与其自身不同的文明形态的条件。西方社会无论是靠正规的或非正规的、人道的或不人道的手段，还是靠文明的或野蛮的、温和的或血腥的手段在全世界践行他们所谓的文明，作为现代文明摇篮的地位不可否认。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都留着那时的痕迹。论及作为现代刑事法律的一项重要规则的正当防卫，就不可不重视西方社会对它的关注。当然，作为制度中的规则，它本身又是根基于现有经济状况的文化形态在政治领域内的法治实践，因此，就必须注意我们所处的语境——现代中国实况。
1、西方国家的规则和学说。西方社会的法律按照其产生的历史渊源和法律实践的习惯分为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民法法系的显著特点在于规则的文本性综合即成文法，而普通法系的显著特点则是实践的法即判例法。因此，前者注重法的规范性分析及注释，也就是法典化；后者强调法的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判例。故而，在民法法系的刑法理论中将正当防卫归为阻缺违法性或称正当化原因，而在普通法系的刑法理论中将正当防卫作为一般辩护理由来论述。
意大利是现代刑事法律的发源地，刑事古典学派以及刑事社会学派均产生于亚平宁的土壤中。可以说对刑事法律的研究具有深厚的传统和现实的基础。对正当防卫的规定可见意大利刑法典第52条，它是如此规定的：因防卫本人和他人的权利免受不法侵害的现实危险的必要而被迫而实施行为的人，只要防卫与侵害相适应，不可处罚。意大利刑法学理论一般认为正当防卫应包括两个方面即侵害状态和防卫反应，简单的说就是不法侵害和防卫行为。根据法条的规定可知，防卫基于不法侵害的现实危险，这里所谓的“现实危险”是指“存在于防卫实施时的危险。” 也就是防卫进行时必须有造成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而不是防卫者的假想。而危险的指向是防卫者本人的或者第三人的权利。因此侵害行为针对的是“我的”或“他的”现实权利。它限定了权利的主体范围，至少从法条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正当防卫保护的对象不能是集体利益或更广泛的利益，除非它们直接涉及个人的利益。” 对侵害状态用中国话语的解读就是：防卫实施的基础，第一、不法侵害行为正在实施；第二、侵害行为针对的是“我”的或“他”的权利（绝对指向）；第三、具有产生危害结果的现实可能性，所以行为是不法的。
法律对防卫反应的要求可以用“被迫”、“必要”、“相适应”三个词概括。具体而言，防卫行为首先是被迫实施的。“被迫”是指受外界迫使，是不得已的。因此，被迫实施就是防卫人在受到侵害的迫使下不得已做出的选择；其次，防卫必须必要。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必要”是指不可缺少；非这样不行。所以“防卫的必要”意味着防卫行为在客观上应与阻止的危险相称，在手段上必须具有相对的不可避免性；最后，防卫必须和侵害相适应，在根本上，这是质的等同，而不是量的相等。因为侵害是对权利的侵害，也就是对利益的否定；本质上，防卫也是对权利的侵害，因而也是对利益的否定。所以防卫和侵害的矛盾就是利益的冲突，使他们之间相适应就是平衡利益的问题。可见，意大利刑法理论界对防卫反应的解说实质上是对已经在进行的防卫行为的限定。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摧毁了一切旧的、封建的、腐朽的东西，引来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春天。在1791年的《刑法典》第六条规定：当杀人系出于正当防卫之现实的紧迫情形所支配时，此种杀人为合法实行的杀人。而拿破仑法典为资本主义的立法开创了示范，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内容符合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1810年《刑法典》第328条对正当防卫作了如下规定：以保护自己或他人之正当防卫，在现实的紧迫的情况下实施杀人、伤害及殴打，不构成重罪与轻罪。法国现行刑法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了正当防卫规则，该法第122—5条规定：“在本人或他人面临不法侵害之当时，出于保护自己或他人之正当防卫的必要，完成受此所迫之行为的人，不负刑事责任。但所采取的防卫手段与侵害之严重程度之间不相适应之情况除外。”根据该条规定，法国刑法理论界认为“正当防卫的条件，一方面涉及不法加害行为，另一方面，涉及防卫行为。”
关于侵害行为的性质应该是“不法”，它指没有法律依据的，或者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并且鉴于客观的考虑，此等行为亦会造成对我或他人的不利（绝对指向），因此侵害行为是应被否定的。关于不法侵害行为的特征，法条中有这样的表述“不法侵害之当时”，显然这里的“不法侵害之当时”与意大利刑法中规定的“不法侵害的现实危险”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不法侵害行为的现实性条件，指防卫人或第三人面临着现实的逼近的危害威胁。它否定的是假想的和不适时的防卫。
关于防卫行为，如果要使防卫合法就必须符合“必要性和限度”这两个条件。法条中有这些词表明这两个要求：“必要”、“所迫”、“不相适应之情况除外”（反过来讲就是应当相适应）。防卫的必要性是就防卫行为的实施的手段而言的，它严格限定在唯一的范围内，即防卫行为是对付加害行为的唯一手段时，防卫才是必要的。而有限度的防卫则是就对侵害人所造成的结果而言的，它要求防卫应当与侵害行为的严重性相一致，而不可超过侵害造成的危害或者防卫人想避免的危险。很明显，与意大利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相比较，它们虽然在文字的表述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关键词没变，因此在本质上，它们没有根本性区别。
德国刑法典关于正当防卫是这样规定的，该国刑法典第32条第2款规定：为使自己或他人免受正在发生不法侵害而实施的必要的防卫行为，是正当防卫。根据该法律概念，正当防卫必须具有下面两个条件：不法侵害和防卫行为。其中不法侵害的特征包括以下几点：（1）、侵害是对法秩序所保护的行为人或他人利益所构成的侵害和危害，并且是人为的。这里的对法秩序所构成的侵害和危害不仅指违反刑事法的行为，也包括其他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因此侵害并不必然要求具有罪过的因素，只要客观上威胁着法律保护的利益就是侵害。（2）、侵害的对象是“自己或他人”的所有处于法律保护之下的利益（绝对指向）。这里至少可以说明两点，首先，对国家、集体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个人不必然具有防卫权，只有这些利益与个人利益有关时才能进行防卫；其次，属于“我的”或“他的”法益受到侵害时均可进行防卫。（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侵害必须正在发生，即“迫在眉睫的、正在进行的，或者仍然在继续进行的侵害便可谓正在发生。” 也就是说存在着现时的威胁。
防卫行为具有下列特征：（1）、具有防卫的意图，防卫必须体现防卫的意思，但并不要求只有防卫的意图，对于具有激愤、报复心理，同时具有正当防卫的意图的行为也是被允许的。这里的防卫意图的正当性体现在“为使自己或他人免受正在发生不法侵害”这样的法条表述中。（2）、防卫行为不得超过对侵害行为实施有效防卫的必要程度。所谓“有效”是指防卫行为的手段以足以制止侵害行为为限。因此，凡是超过有效的必要程度的防卫行为都是不法。（3）、只有在防卫行为是为了制止侵害所必要的情况下，防卫才是合法的。这里的“必要”按照法国和意大利刑法理论就是“相适应”，被防卫的利益和被侵害的利益在质上应该等同。
比较民法法系三个典型国家对正当防卫的规定和理论可知，虽然在规则的文字运用上，各国法典的表述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但从概念本身以及构成的分析来看，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均认为正当防卫是为使本人或他人的利益免受正在发生的侵害，而被迫实施的有效的必要防卫行为。在构成上，它们都认为防卫行为正当应该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不法侵害（侵害状态）和防卫行为（防卫反应）。而不法侵害是现实的、不法的、人为的以及绝对指向的；防卫行为应当被迫的、必要的和适合的。总之，对防卫正当性的认定必须符合规则之规定。
与此相对，普通法系比较注重司法实践，他们认为当运用武力导致了人身损害、财产损失以致他人死亡，可能是正当的或可以辩护的，因为武力的合理运用可能是为了保护一定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正当防卫对于任何包含暴力要素或使用暴力实施犯罪来说，都是一般辩护理由。” 可见，它们把正当防卫作为一项一般辩护的理由，而不是像民法法系那样注重的是成文法规。或许他们坚信“在适用法律时，具体的辩护理由有助于法院作出较为详细的法律判决。” 也正因为如此，英美法对正当防卫的认定侧重于对防卫行为性质的界定，而不像大陆法将其与不法侵害行为同等对待。他们认为，第一、使用暴力应当是必要的，如果不存在即将发生的损害威胁，或者可以采取其他合适的手段，暴力就是不允许的；第二、防卫的强度应与可能发生之损害相当，这里“相当”的意思应该解释为不超过合理的范围。第三、防卫人实施防卫行为时必须认识到其行为的合理性。即使将正当防卫作为一般辩护理由，在法庭上，证明防卫行为正当仍非是刑事律师（辩护人）和被告人的责任。但是正当理由要求认识合理，所以被告人必须证明自己的认识合理。第四、防卫行为的程度应该与承受者的罪过相关。这是个具有争议的限制条件，任何人都不会允许精神失常者或者其他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任意的侵害自己。我们也没有责任确定侵害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一个人应该被允许使用合理的武力保卫自己或他人免受非正当的攻击，尽管攻击者可能无刑事责任能力。” 虽然如此，但限制条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旧有效。很明显，普通法系在尽可能的限制防卫权限，在民法法系中作为正当防卫两构成要素之一的不法侵害，在它们论及正当防卫的法律词汇中很少看见或者根本没有。似乎是防卫必须对不法侵害实施是绝对的理念，这或许与它们的司法传统和政治观念有关。
2、我国的规则和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存在作为法的刑法（其间有刑法草案以及草案修改稿），直到1979年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刑法典才正式出笼。经过将近18年的实践，刑事法律以及刑事法理念在我国已经有进一步的发展。根据现实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由此对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提出的新要求，1997年10月1日，修改后的新刑法正式施行。在这两部法典中均有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1997年新刑法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规范，该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它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它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从规定来看：首先，新刑法有原来的两款增加到三款，增加了对特定犯罪的无限防卫；其次，将防卫过当表述为“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与以前相比，放宽了对“必要限度”的限定，并且严格了对不法侵害人损害的程度。因此从总体上讲对防卫的实施放宽了限制；最后，关于正当防卫的法律定义，1979年刑法典中的表述基本上与民法法系国家关于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相同，而新刑法则更有中国式的特色，它明确加入“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的表述。而这在德意法等国的规定和1979年刑法典中是无法看到的。
关于正当防卫的构成，我国刑法理论界有不同观点。概括起来有下面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正当防卫应该具备四个条件，它们分别是，“（1）必须是对不法侵害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2）必须是对正在进行的非法侵害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3）必须是针对实施不法侵害行为人的实施防卫；（4）防卫行为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 由高铭暄主编的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的《刑法学》也持类似观点：（1）正当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实施，对任何合法行为，都不能实行正当防卫；（2）必须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3）防卫必须是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不能损害第三者的利益；（4）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第二种观点认为防卫正当必须符合五个条件，“（1）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2）不法侵害行为必须正在进行；（3）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4）必须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5）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重大的损害。” 五要件说与四要件说的唯一差别在于五要件说将防卫的目的作为正当防卫成立的条件之一，另外的四个要件没有本质的区别。第三种观点就是“二要件说”，这种观点首先将正当防卫的构成分为两个要件：先决要件和合法性要件。然后又在各个要件下分析出几个因素。“正当防卫成立的先决条件，是决定正当防卫行为能否发生而成立的要件，包括二方面的内容：第一、实行正当防卫行为，必须有来自对方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第二、实行正当防卫，必须是不法侵害行为已经着手实行或者已经明显地威胁着受法律保护的某种权益的时候。合法性要件包括：第一、正当防卫是为了制止违法或者犯罪的侵害行为，只能以对不法侵害者本人的利益造成某种损害的方法来实施，而不能针对第三者实行；第二、正当防卫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公民的人身和其他权利；第三、实施正当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范围。” 与此相类似还有一种分类就是将正当防卫的条件分为侵害方面的条件和防卫方面的条件。如“侵害方面的条件包括：第一、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才能进行正当防卫；第二、必须有实际存在的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进行正当防卫。防卫方面的条件包括：第一、正当防卫必须对不法侵害者本人进行；第二、正当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 虽然这种分类的实质内容要么与五要件说一致要么与四要件说一致，但在形式上它至少说明：防卫与侵害是行为间的对话，而不是行为人之间的冲突。
根据以上所述，与民法法系诸国有关正当防卫的规则相比，大家都规定了防卫是为了使合法利益不受侵害，虽然我国的合法利益主体范围的规定显然大于德意法的规定。所不同的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将防卫的目的作为构成防卫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并且它强调的是目的的形式性，即对防卫人主观合理性的限制。它要求防卫人对侵害对象的属性具有肯定的认识——合法利益。而德意法等国的理论界则强调目的的内容性，即对防卫范围的限制。它不要求防卫人对侵害对象的属性具有肯定的认识，但要求判断合法利益的主体。这就是为什么德意法等国的理论都将“为了使自己或他人的利益”解释为防卫适用的范围的原因。也是我国防卫适用大于他们的原因之一。其次，我国刑法明确将“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写进法条，而德意法等国则没有。究其原因是，我国刑法强调这一点是针对保护除侵害人以外的第三者而言的，它把防卫行为的直接指向限定在侵害人本人的范围。而德意法不强调这点是因为他们认为行为的存在必然包括人的要素，即侵害行为本身就包含着侵害人这一要素，因此对侵害行为的防卫自然只能指向侵害人。当然，也基于“后果自负”这一现代刑事法的基本理念。
对象的界定：不法侵害人还是不法侵害行为
我国现行的刑法理论将防卫对象界定为不法侵害人，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正当防卫的构成论述中，无论哪种观点都将“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实行，而不能对第三者实施防卫行为”作为正当化条件之一。当然也有著作明确提出“实施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必须对不法侵害人实施” 以及“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这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 的。这似乎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所谓的事实是否经的起理论的追问呢？
1、“不法”侵害行为的界定。一般的行为应该包括如下要素：（1）行为主体；（2）行为意识；（3）行为方式；（4）行为对象；（5）行为结果。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是通过评价行为要素实现的。一个犯罪行为必然是在行为主体上，符合刑法规范对主体因素的规定；在行为意识上具有过错；在行为方式上实施了一定的方式；在行为对象上必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并且是不属于“我的”；在行为结果上具有造成危害的现实可能性或已经造成危害。但行为的不法性并不需要上述行为要素都具有现实的刑事可归责性。一个违反民事规范的行为，可以在主体上降低标准，也可在行为意识上扩大范围，更可以在行为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还可以对行为对象作更大的解释，当然行为结果也可以出现更多的状态。总之，“不法”的范围要大于犯罪，并且包括犯罪。
不法侵害行为之不法主要表现在行为结果的不法上。只要侵害是现实的，即会造成可预计的损害结果，即使侵害人没有故意或者没有可归责性，进行防卫也是合理的，因为这不仅是结果无价值，亦是行为无价值。任何要求防卫人在实施防卫前就预先给侵害人的侵害行为标上犯罪标记的规则，都是非理性的，都是对法益私力救济的严格限制。这样一来，“我”就无法正确判断“我”是否真的应该实施防卫行为，还是置之不理或者求救于公力？因为我对对方行为性质判断的正确性并不是必定的，这致使我是否进行防卫有所顾忌。
2、我的界定——不法侵害行为。如前所述，行为已经包含行为主体这一要素，不法侵害行为也就包含了不法侵害人这一要素。因此，在任何提及不法侵害行为的场合，不法侵害人就是个隐含物，虽然在文字上没有表明，但实质上它确实存在。在防卫行为针对不法侵害行为的表述中，已经隐含着防卫应当针对不法侵害人的潜台词。强调防卫行为针对不法侵害人不是不可，但这是将不法侵害人作为第三者（防卫人可能加害的对象）的对应人而存在的，它实际上强调的是防卫不能针对第三者实施。因此，说“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这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实际的意思是防卫加害的对象是不法侵害人。加害的对象与防卫的对象不是同一个概念，就像防卫保护的对象与防卫的对象不是同一个概念一样。
就防卫的目的而言，防卫的对象应该是防卫的根本目的的指向。防卫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法益。由于为了保护合法利益，就必须对侵害人实施相应的能够阻止其实施或已经实行的不法侵害行为的行为。因此，对不法侵害人的加害是阻止不法侵害行为的必然。在这里，加害不法侵害人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阻止不法侵害才是根本目的的指向。因此，正当防卫的对象就是不法侵害行为。
就防卫的基础条件而言，防卫只能在不法侵害行为存在的情况下实施。没有不法侵害就没有防卫。虽然行为的存在以人的存在为前提，但这是实际的而非规范的。在规范上人的体现通过人的行为的实施。没有行为就没有规范的人。因此人对法的实际意义在于人的行为。不法侵害人存在的形式是他的不法侵害行为，“我”存在的形式是“我”的防卫行为。虽然侵害行为针对的是“我”，但我的防卫行为不针对他，而是他的行为。因为只有当他的行为在法律上具有实在的规范意义时，我才能进行防卫。可见，防卫和侵害之间的关系就是理性实践，因而是伦理的，即实践着的道德的实现。
就防卫的时机条件而言，防卫只能在不法侵害现实性的情况下实施才是合法的。任何在不法侵害结束后的所谓的“防卫”均不是防卫。因为防卫是一种行为直接引起与此行为相对应的阻止行为。因此没有现实的侵害行为或者侵害行为已经结束的状况下，就不可能进行所谓的防卫。如果说防卫的对象是不法侵害人，那么即使不法侵害已经结束，我们仍旧可以进行防卫。因为现实的个体并不以他或她的行为的结束而消失。那么对于身受其害的人就可以对他或她进行必要的加害。但事实上这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报复而非防卫。
就防卫的限度条件而言，防卫不能超过明显的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的损害。就是说防卫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存在的不利结果应该与不法侵害行为对合法利益可能造成或者已经造成的不利后果相适应。适应的标准是根据现实的情况所做的判断或已经存在的结果。判断的内容是不法侵害的程度，而程度的确定有赖于结果。而前面已经论述过不法的认定只要不法结果的存在足以。因此无论怎样，适应只能根据不法侵害行为做出。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方面讲，防卫行为都必须依据侵害行为而定。所以，防卫的对象只能是不法侵害行为而不是不法侵害人。如果硬要把“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实施”理解为防卫的对象的话，那么它只在限定的语义下有效。这个被限定的语义就是——防卫加害的对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1 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立法程序规定》已于2013年9月27日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
局 长 张勇
2013年10月24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立法程序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总局）立法程序，保证立法质量，提高立法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立法活动：
（一）编制食品药品监管中长期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二）提出食品药品监管法律、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或者废止建议；
（三）起草、报送食品药品监管法律、行政法规草案；
（四）根据总局职责制定、修改、废止和解释规章；
（五）其他有关立法工作。
第三条 总局立法工作在局长领导下，由法制司统一归口管理，各司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一）法制司负责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包括中长期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编制和组织实施、立法草案送审稿的审查、报总局局务会议审议及报送备案；负责组织综合性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的起草；负责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等。
（二）各司局负责各自业务范围内的立法工作，包括立法项目申请、参与立法计划编制、提出立法草案并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意见、起草送审稿和说明、准备相关送审材料等。
第四条 食品药品监管立法工作遵循依法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原则，遵循客观规律，坚持改革创新，提高行政效能，保障法制统一，维护公平正义。
第五条 立法内容应当备而不繁，逻辑严密，条文明确、具体，表述清晰、准确，用语规范、简洁，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章 立 项
第六条 法制司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立法工作安排，组织论证并申报食品药品监管法律和行政法规立项建议。
各司局结合食品药品监管工作需要，研究论证并提出法律和行政法规立项建议；立法内容涉及多个司局职责、且难以确定主要负责司局的综合性法律、行政法规，由法制司研究提出立项建议。
法律和行政法规立项建议，经总局领导批准后，按规定以局发文形式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第七条 法制司应当在每年第四季度向各司局征集下一年度规章制定和修改的立项建议。
各司局申报规章立项建议应当列明项目的名称、立法必要性和可行性、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拟确立或者完善的主要制度、已经开展的相关工作、项目负责人及进度安排等内容。
第八条 制定规章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
第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向总局提出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立项建议。
公民和组织可以通过信件、互联网留言等形式向总局提出有关食品药品监管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立项建议。
法制司收到立项建议后，按照职责分工交由相关司局研究处理或者依职责研究处理。
第十条 法制司拟订总局年度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立法计划，应当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立法计划的安排相衔接，并综合考虑各司局申报规章立项建议的情况。
第十一条 制定立法计划应当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充分论证、审慎选项，社会关注度高、监管急需的项目应当予以优先安排。
第十二条 年度立法计划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项目名称、起草部门、项目负责人、进度安排等内容。
规章立法项目分为两档。对立法条件成熟、年内能够出台的，列为一档项目；对条件尚不成熟、需要抓紧研究、适时推动出台的，可以列为二档项目。
第十三条 立法计划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报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以总局发文形式印发各司局、直属单位执行，并抄送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第十四条 立法计划应当严格执行。法制司负责组织和督促立法计划的执行，及时掌握立法项目进展，并向总局局务会议报告年度立法计划执行情况。承担起草工作的司局应当按照立法计划及时提交立法草案送审稿。
第十五条 根据总局工作实际，确有必要调整立法项目的，由相关司局提出书面申请，经法制司审查，报请总局局务会议决定。
第三章 起 草
第十六条 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由提出立项申请的司局负责起草；立项涉及多个司局职责的，以一个司局为主起草，有关司局配合，共同提出立法草案。综合性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由法制司组织起草。
起草部门应当确定一名司局领导为负责人，并指定专人负责具体工作。法制司指定专人积极配合、全程参与。
第十七条 起草部门应当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监管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国内外的监管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立法草案。
起草部门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相关部门、有关单位、行业协会、基层执法人员和公民的意见。征求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实地调研、上网公开征集建议等形式。
起草部门就立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应当附起草说明。
第十八条 立法草案涉及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机制、监管措施的重大调整，或者对公民切身利益、食品药品产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起草部门应当组织进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作为立法决策的依据。
第十九条 立法草案涉及其他部门的职责或者与其他部门关系密切的，起草部门应当主动征求意见，与有关部门协商并达成一致。
经过充分协商，系统内有关单位仍对立法草案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报总局分管领导决定；系统外有关部门对立法草案有不同意见的，经起草部门与其充分协商后仍不能取得一致的，应当在立法草案提交审查时说明有关情况和理由。
第二十条 起草部门应当认真研究、采纳各方面的意见，对立法草案进行修改形成送审稿，经司务会研究、司长签署意见、总局分管领导同意后，随附起草说明和有关材料报送法制司审查。
起草说明应当对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主要依据、确立或者完善的主要制度和监管措施、有关方面的意见及采纳情况、是否需要对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等情况作出说明。
有关材料包括调研报告、国内外有关立法资料、汇总的有关方面意见、座谈会论证会记录、听证会笔录、评估报告等。
第四章 审 查
第二十一条 法制司应当自收到起草部门报送的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形式审查，对不符合本规定第二十条要求的，要求起草部门在15日内补齐相关材料；逾期未补的，退回起草部门。
第二十二条 法制司对符合形式审查要求的，原则上应当在30日内完成实质审查。实质审查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否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
（二）是否符合宪法的精神和原则；
（三）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上位法的规定，是否存在违法规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情况；
（四）是否妥善处理有关部门、单位和公民的意见；
（五）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六）是否符合立法技术要求；
（七）其他需要审查的内容。
第二十三条 法制司可以就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再次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可以采取以下形式：
（一）书面征求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意见；
（二）书面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专家意见；
（三）实地调研，听取基层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意见；
（四）组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
第二十四条 送审稿经法制司审查修改、基本成熟后，报总局分管领导审定。总局分管领导同意后，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并在总局政府网站转载。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不少于30日。
第二十五条 法制司在审查修改过程中应当与起草部门充分沟通，全面了解起草的意图、背景、监管流程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等情况。起草部门应当积极配合，介绍有关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二十六条 送审稿经审查修改后符合本规定要求，并与相关司局达成一致的，经法制司司务会研究、司长签署意见、总局分管领导同意后，按规定报请总局局务会议审议。
第二十七条 送审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法制司司务会研究、司长签署意见后退回起草部门，起草部门修改完善后可以再次申报：
（一）立法的基本条件尚不成熟的；
（二）起草部门对规定的主要制度未进行充分调研和论证的；
（三）有关部门对规定的主要制度存在较大争议，起草部门未与有关部门协商的；
（四）其他不符合要求的情形。
第五章 审议与公布
第二十八条 立法草案拟报请总局局务会议审议的，由法制司提出书面申请，附法律、行政法规草案和规章送审稿及起草说明，按规定报总局领导同意后，交办公厅安排会议。
第二十九条 总局局务会议审议法律、行政法规草案和规章送审稿时，由法制司作说明。说明的主要内容包括：立法背景、起草过程、主要内容及需要审议的重大问题等。必要时，起草部门可以对立法评估、实施步骤等相关问题作补充说明。
第三十条 法律、行政法规草案和规章送审稿经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后，法制司应当会同起草部门根据总局局务会议审议意见进行修改。
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经局长签发后报送国务院，规章送审稿报请局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
法律、行政法规草案和规章送审稿经总局局务会议审议未通过的，由法制司组织起草部门按照要求进行修改后，再次报请总局局务会议审议。
第三十一条 由总局主办并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联合发布的规章，经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局长签发后，送联合发布的部门签发。
由国务院其他部门主办并与总局联合发布的规章，由法制司会同相关部门提出审查意见，经总局分管领导同意后报局长签发。
第三十二条 总局公布规章的命令，应当载明规章的制定机关、序号、规章名称、总局局务会议通过日期、施行日期、局长署名及公布日期等。
总局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联合发布的规章，由局长及联合制定部门的首长共同署名公布，使用主办机关的命令序号。
第三十三条 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但是，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规章施行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四条 规章签署后，法制司应当将印制完成的规章文本分送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以及总局机关各司局、各直属单位，并及时将规章文本与解读说明在总局政府网站和相关媒体上刊登。
第六章 备案与解释
第三十五条 总局规章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由法制司按《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有关规定向国务院报送备案。
第三十六条 食品药品监管法律、行政法规条文需要进一步明确含义和界限的，由有关司局提出解释请求，经法制司审查，报总局领导同意后，以总局发文形式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总局负责对规章条文进行解释：
（一）规章条文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或者界限的；
（二）规章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其适用依据或者范围的。
规章条文需要解释的，由有关司局提出解释意见初稿，经法制司审查，报总局领导同意后，以总局发文形式发布，并向社会公开。
规章条文解释与规章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八条 食品药品监管执法过程中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具体应用问题，由有关司局提出意见初稿，经法制司审查，报局领导同意后，以总局发文形式发布，并向社会公开。
第七章 评估、清理与汇编
第三十九条 规章施行后，法制司会同有关司局根据需要可以组织对规章实施的社会效果进行立法后评估。
评估结果应当作为规章修改或者废止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四十条 立法后评估可以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座谈会、论证会等方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也可以委托高等院校、研究咨询机构、行业协会等社会第三方组织承担。
第四十一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颁布后根据需要对规章进行清理外，法制司定期组织各司局对规章进行全面清理。清理结果通过总局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二条 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废止：
（一）因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被废止或者修改，失去立法依据的；
（二）规定的事项已执行完毕或者因实际情况变化，没有必要继续施行的；
（三）规章主要内容被有关上位法或者其他规章替代的；
（四）其他应当废止的情形。
废止规章的文件，原则上以总局命令的形式公布。
第四十三条 法制司负责定期将更新的食品药品监管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汇编成册，发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以及总局机关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第八章 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与清理
第四十四条 总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能够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其起草工作参照本规定第十七条至第十九条执行。
第四十五条 各司局起草规范性文件，应当报法制司进行合法性审查，经法制司会签后，按规定程序以总局发文形式发布，并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六条 法制司应当定期组织各司局进行规范性文件清理。清理结果通过总局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并由法制司汇编成册，发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以及总局机关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制定规章、规范性文件有涉外内容的，应当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部门涉外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6〕92号）要求，在正式发布之前向国务院请示报告。
第四十八条 规章、规范性文件涉及的内容按照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则需要通报的，起草部门应当在立法草案报送法制司审查前，经总局分管领导同意，按规定进行通报。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所称食品药品监管包括食品（含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等监督管理。
第五十条 本规定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2002年4月30日发布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立法程序规定》（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33号）同时废止。
楼杰科
正当防卫：规则、学说及对象界定
防卫基于人的自然本能，因此是项自然权利。在无法的时代，只要侵害实际存在，就可进行防卫，不论侵害针对的是自己、族亲还是亲族，也不论防卫达到何种程度以及防卫是否在侵害发生时实施。所以，原始的防卫与原始的报复相含混。进入文明的社会，防卫不再必然正当。社会的制度选择性地设置了防卫正当化的充要条件。由此开始，防卫是项自然权利这一立足点已不足以支撑住制度的大厦，继而渗入了社会秩序或法秩序保护的理由。由于保护社会秩序在根本上是国家的义务或者责任，因此，对违反法秩序保护的行为进行惩戒亦是国家的特权，私人不可拥有。当然，防卫不是惩戒，也不是惩戒的异化。所以在特别情况下，我们仍可以对不法侵害进行适当的必要防卫，即正当防卫。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允许正当防卫，是对自然权利的有限复归，更是法的规范性体现。由此，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正当防卫的对象是不法侵害人还是不法侵害行为呢？或者说，我们的行为防卫的是什么？
规则与学说：正当防卫的定义及构成
近代文明起源于西方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自然科学的兴起标志着与以前一切社会文明不同的文明形态的出现，也酝酿着产生与其自身不同的文明形态的条件。西方社会无论是靠正规的或非正规的、人道的或不人道的手段，还是靠文明的或野蛮的、温和的或血腥的手段在全世界践行他们所谓的文明，作为现代文明摇篮的地位不可否认。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都留着那时的痕迹。论及作为现代刑事法律的一项重要规则的正当防卫，就不可不重视西方社会对它的关注。当然，作为制度中的规则，它本身又是根基于现有经济状况的文化形态在政治领域内的法治实践，因此，就必须注意我们所处的语境——现代中国实况。
1、西方国家的规则和学说。西方社会的法律按照其产生的历史渊源和法律实践的习惯分为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民法法系的显著特点在于规则的文本性综合即成文法，而普通法系的显著特点则是实践的法即判例法。因此，前者注重法的规范性分析及注释，也就是法典化；后者强调法的实践以及由此形成的判例。故而，在民法法系的刑法理论中将正当防卫归为阻缺违法性或称正当化原因，而在普通法系的刑法理论中将正当防卫作为一般辩护理由来论述。
意大利是现代刑事法律的发源地，刑事古典学派以及刑事社会学派均产生于亚平宁的土壤中。可以说对刑事法律的研究具有深厚的传统和现实的基础。对正当防卫的规定可见意大利刑法典第52条，它是如此规定的：因防卫本人和他人的权利免受不法侵害的现实危险的必要而被迫而实施行为的人，只要防卫与侵害相适应，不可处罚。意大利刑法学理论一般认为正当防卫应包括两个方面即侵害状态和防卫反应，简单的说就是不法侵害和防卫行为。根据法条的规定可知，防卫基于不法侵害的现实危险，这里所谓的“现实危险”是指“存在于防卫实施时的危险。” 也就是防卫进行时必须有造成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而不是防卫者的假想。而危险的指向是防卫者本人的或者第三人的权利。因此侵害行为针对的是“我的”或“他的”现实权利。它限定了权利的主体范围，至少从法条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正当防卫保护的对象不能是集体利益或更广泛的利益，除非它们直接涉及个人的利益。” 对侵害状态用中国话语的解读就是：防卫实施的基础，第一、不法侵害行为正在实施；第二、侵害行为针对的是“我”的或“他”的权利（绝对指向）；第三、具有产生危害结果的现实可能性，所以行为是不法的。
法律对防卫反应的要求可以用“被迫”、“必要”、“相适应”三个词概括。具体而言，防卫行为首先是被迫实施的。“被迫”是指受外界迫使，是不得已的。因此，被迫实施就是防卫人在受到侵害的迫使下不得已做出的选择；其次，防卫必须必要。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必要”是指不可缺少；非这样不行。所以“防卫的必要”意味着防卫行为在客观上应与阻止的危险相称，在手段上必须具有相对的不可避免性；最后，防卫必须和侵害相适应，在根本上，这是质的等同，而不是量的相等。因为侵害是对权利的侵害，也就是对利益的否定；本质上，防卫也是对权利的侵害，因而也是对利益的否定。所以防卫和侵害的矛盾就是利益的冲突，使他们之间相适应就是平衡利益的问题。可见，意大利刑法理论界对防卫反应的解说实质上是对已经在进行的防卫行为的限定。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摧毁了一切旧的、封建的、腐朽的东西，引来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春天。在1791年的《刑法典》第六条规定：当杀人系出于正当防卫之现实的紧迫情形所支配时，此种杀人为合法实行的杀人。而拿破仑法典为资本主义的立法开创了示范，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内容符合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1810年《刑法典》第328条对正当防卫作了如下规定：以保护自己或他人之正当防卫，在现实的紧迫的情况下实施杀人、伤害及殴打，不构成重罪与轻罪。法国现行刑法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了正当防卫规则，该法第122—5条规定：“在本人或他人面临不法侵害之当时，出于保护自己或他人之正当防卫的必要，完成受此所迫之行为的人，不负刑事责任。但所采取的防卫手段与侵害之严重程度之间不相适应之情况除外。”根据该条规定，法国刑法理论界认为“正当防卫的条件，一方面涉及不法加害行为，另一方面，涉及防卫行为。”
关于侵害行为的性质应该是“不法”，它指没有法律依据的，或者是法律所不允许的行为。并且鉴于客观的考虑，此等行为亦会造成对我或他人的不利（绝对指向），因此侵害行为是应被否定的。关于不法侵害行为的特征，法条中有这样的表述“不法侵害之当时”，显然这里的“不法侵害之当时”与意大利刑法中规定的“不法侵害的现实危险”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不法侵害行为的现实性条件，指防卫人或第三人面临着现实的逼近的危害威胁。它否定的是假想的和不适时的防卫。
关于防卫行为，如果要使防卫合法就必须符合“必要性和限度”这两个条件。法条中有这些词表明这两个要求：“必要”、“所迫”、“不相适应之情况除外”（反过来讲就是应当相适应）。防卫的必要性是就防卫行为的实施的手段而言的，它严格限定在唯一的范围内，即防卫行为是对付加害行为的唯一手段时，防卫才是必要的。而有限度的防卫则是就对侵害人所造成的结果而言的，它要求防卫应当与侵害行为的严重性相一致，而不可超过侵害造成的危害或者防卫人想避免的危险。很明显，与意大利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相比较，它们虽然在文字的表述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关键词没变，因此在本质上，它们没有根本性区别。
德国刑法典关于正当防卫是这样规定的，该国刑法典第32条第2款规定：为使自己或他人免受正在发生不法侵害而实施的必要的防卫行为，是正当防卫。根据该法律概念，正当防卫必须具有下面两个条件：不法侵害和防卫行为。其中不法侵害的特征包括以下几点：（1）、侵害是对法秩序所保护的行为人或他人利益所构成的侵害和危害，并且是人为的。这里的对法秩序所构成的侵害和危害不仅指违反刑事法的行为，也包括其他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因此侵害并不必然要求具有罪过的因素，只要客观上威胁着法律保护的利益就是侵害。（2）、侵害的对象是“自己或他人”的所有处于法律保护之下的利益（绝对指向）。这里至少可以说明两点，首先，对国家、集体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个人不必然具有防卫权，只有这些利益与个人利益有关时才能进行防卫；其次，属于“我的”或“他的”法益受到侵害时均可进行防卫。（3）、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侵害必须正在发生，即“迫在眉睫的、正在进行的，或者仍然在继续进行的侵害便可谓正在发生。” 也就是说存在着现时的威胁。
防卫行为具有下列特征：（1）、具有防卫的意图，防卫必须体现防卫的意思，但并不要求只有防卫的意图，对于具有激愤、报复心理，同时具有正当防卫的意图的行为也是被允许的。这里的防卫意图的正当性体现在“为使自己或他人免受正在发生不法侵害”这样的法条表述中。（2）、防卫行为不得超过对侵害行为实施有效防卫的必要程度。所谓“有效”是指防卫行为的手段以足以制止侵害行为为限。因此，凡是超过有效的必要程度的防卫行为都是不法。（3）、只有在防卫行为是为了制止侵害所必要的情况下，防卫才是合法的。这里的“必要”按照法国和意大利刑法理论就是“相适应”，被防卫的利益和被侵害的利益在质上应该等同。
比较民法法系三个典型国家对正当防卫的规定和理论可知，虽然在规则的文字运用上，各国法典的表述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但从概念本身以及构成的分析来看，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均认为正当防卫是为使本人或他人的利益免受正在发生的侵害，而被迫实施的有效的必要防卫行为。在构成上，它们都认为防卫行为正当应该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不法侵害（侵害状态）和防卫行为（防卫反应）。而不法侵害是现实的、不法的、人为的以及绝对指向的；防卫行为应当被迫的、必要的和适合的。总之，对防卫正当性的认定必须符合规则之规定。
与此相对，普通法系比较注重司法实践，他们认为当运用武力导致了人身损害、财产损失以致他人死亡，可能是正当的或可以辩护的，因为武力的合理运用可能是为了保护一定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正当防卫对于任何包含暴力要素或使用暴力实施犯罪来说，都是一般辩护理由。” 可见，它们把正当防卫作为一项一般辩护的理由，而不是像民法法系那样注重的是成文法规。或许他们坚信“在适用法律时，具体的辩护理由有助于法院作出较为详细的法律判决。” 也正因为如此，英美法对正当防卫的认定侧重于对防卫行为性质的界定，而不像大陆法将其与不法侵害行为同等对待。他们认为，第一、使用暴力应当是必要的，如果不存在即将发生的损害威胁，或者可以采取其他合适的手段，暴力就是不允许的；第二、防卫的强度应与可能发生之损害相当，这里“相当”的意思应该解释为不超过合理的范围。第三、防卫人实施防卫行为时必须认识到其行为的合理性。即使将正当防卫作为一般辩护理由，在法庭上，证明防卫行为正当仍非是刑事律师（辩护人）和被告人的责任。但是正当理由要求认识合理，所以被告人必须证明自己的认识合理。第四、防卫行为的程度应该与承受者的罪过相关。这是个具有争议的限制条件，任何人都不会允许精神失常者或者其他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任意的侵害自己。我们也没有责任确定侵害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一个人应该被允许使用合理的武力保卫自己或他人免受非正当的攻击，尽管攻击者可能无刑事责任能力。” 虽然如此，但限制条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旧有效。很明显，普通法系在尽可能的限制防卫权限，在民法法系中作为正当防卫两构成要素之一的不法侵害，在它们论及正当防卫的法律词汇中很少看见或者根本没有。似乎是防卫必须对不法侵害实施是绝对的理念，这或许与它们的司法传统和政治观念有关。
2、我国的规则和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存在作为法的刑法（其间有刑法草案以及草案修改稿），直到1979年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刑法典才正式出笼。经过将近18年的实践，刑事法律以及刑事法理念在我国已经有进一步的发展。根据现实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由此对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提出的新要求，1997年10月1日，修改后的新刑法正式施行。在这两部法典中均有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1979年刑法第十七条规定：“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1997年新刑法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规范，该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它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它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从规定来看：首先，新刑法有原来的两款增加到三款，增加了对特定犯罪的无限防卫；其次，将防卫过当表述为“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与以前相比，放宽了对“必要限度”的限定，并且严格了对不法侵害人损害的程度。因此从总体上讲对防卫的实施放宽了限制；最后，关于正当防卫的法律定义，1979年刑法典中的表述基本上与民法法系国家关于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相同，而新刑法则更有中国式的特色，它明确加入“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的表述。而这在德意法等国的规定和1979年刑法典中是无法看到的。
关于正当防卫的构成，我国刑法理论界有不同观点。概括起来有下面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正当防卫应该具备四个条件，它们分别是，“（1）必须是对不法侵害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2）必须是对正在进行的非法侵害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3）必须是针对实施不法侵害行为人的实施防卫；（4）防卫行为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 由高铭暄主编的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的《刑法学》也持类似观点：（1）正当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实施，对任何合法行为，都不能实行正当防卫；（2）必须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3）防卫必须是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不能损害第三者的利益；（4）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第二种观点认为防卫正当必须符合五个条件，“（1）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发生；（2）不法侵害行为必须正在进行；（3）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行；（4）必须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5）防卫不能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重大的损害。” 五要件说与四要件说的唯一差别在于五要件说将防卫的目的作为正当防卫成立的条件之一，另外的四个要件没有本质的区别。第三种观点就是“二要件说”，这种观点首先将正当防卫的构成分为两个要件：先决要件和合法性要件。然后又在各个要件下分析出几个因素。“正当防卫成立的先决条件，是决定正当防卫行为能否发生而成立的要件，包括二方面的内容：第一、实行正当防卫行为，必须有来自对方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第二、实行正当防卫，必须是不法侵害行为已经着手实行或者已经明显地威胁着受法律保护的某种权益的时候。合法性要件包括：第一、正当防卫是为了制止违法或者犯罪的侵害行为，只能以对不法侵害者本人的利益造成某种损害的方法来实施，而不能针对第三者实行；第二、正当防卫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公民的人身和其他权利；第三、实施正当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范围。” 与此相类似还有一种分类就是将正当防卫的条件分为侵害方面的条件和防卫方面的条件。如“侵害方面的条件包括：第一、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才能进行正当防卫；第二、必须有实际存在的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进行正当防卫。防卫方面的条件包括：第一、正当防卫必须对不法侵害者本人进行；第二、正当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 虽然这种分类的实质内容要么与五要件说一致要么与四要件说一致，但在形式上它至少说明：防卫与侵害是行为间的对话，而不是行为人之间的冲突。
根据以上所述，与民法法系诸国有关正当防卫的规则相比，大家都规定了防卫是为了使合法利益不受侵害，虽然我国的合法利益主体范围的规定显然大于德意法的规定。所不同的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将防卫的目的作为构成防卫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并且它强调的是目的的形式性，即对防卫人主观合理性的限制。它要求防卫人对侵害对象的属性具有肯定的认识——合法利益。而德意法等国的理论界则强调目的的内容性，即对防卫范围的限制。它不要求防卫人对侵害对象的属性具有肯定的认识，但要求判断合法利益的主体。这就是为什么德意法等国的理论都将“为了使自己或他人的利益”解释为防卫适用的范围的原因。也是我国防卫适用大于他们的原因之一。其次，我国刑法明确将“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写进法条，而德意法等国则没有。究其原因是，我国刑法强调这一点是针对保护除侵害人以外的第三者而言的，它把防卫行为的直接指向限定在侵害人本人的范围。而德意法不强调这点是因为他们认为行为的存在必然包括人的要素，即侵害行为本身就包含着侵害人这一要素，因此对侵害行为的防卫自然只能指向侵害人。当然，也基于“后果自负”这一现代刑事法的基本理念。
对象的界定：不法侵害人还是不法侵害行为
我国现行的刑法理论将防卫对象界定为不法侵害人，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正当防卫的构成论述中，无论哪种观点都将“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实行，而不能对第三者实施防卫行为”作为正当化条件之一。当然也有著作明确提出“实施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必须对不法侵害人实施” 以及“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这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 的。这似乎已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所谓的事实是否经的起理论的追问呢？
1、“不法”侵害行为的界定。一般的行为应该包括如下要素：（1）行为主体；（2）行为意识；（3）行为方式；（4）行为对象；（5）行为结果。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是通过评价行为要素实现的。一个犯罪行为必然是在行为主体上，符合刑法规范对主体因素的规定；在行为意识上具有过错；在行为方式上实施了一定的方式；在行为对象上必是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并且是不属于“我的”；在行为结果上具有造成危害的现实可能性或已经造成危害。但行为的不法性并不需要上述行为要素都具有现实的刑事可归责性。一个违反民事规范的行为，可以在主体上降低标准，也可在行为意识上扩大范围，更可以在行为方式的选择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还可以对行为对象作更大的解释，当然行为结果也可以出现更多的状态。总之，“不法”的范围要大于犯罪，并且包括犯罪。
不法侵害行为之不法主要表现在行为结果的不法上。只要侵害是现实的，即会造成可预计的损害结果，即使侵害人没有故意或者没有可归责性，进行防卫也是合理的，因为这不仅是结果无价值，亦是行为无价值。任何要求防卫人在实施防卫前就预先给侵害人的侵害行为标上犯罪标记的规则，都是非理性的，都是对法益私力救济的严格限制。这样一来，“我”就无法正确判断“我”是否真的应该实施防卫行为，还是置之不理或者求救于公力？因为我对对方行为性质判断的正确性并不是必定的，这致使我是否进行防卫有所顾忌。
2、我的界定——不法侵害行为。如前所述，行为已经包含行为主体这一要素，不法侵害行为也就包含了不法侵害人这一要素。因此，在任何提及不法侵害行为的场合，不法侵害人就是个隐含物，虽然在文字上没有表明，但实质上它确实存在。在防卫行为针对不法侵害行为的表述中，已经隐含着防卫应当针对不法侵害人的潜台词。强调防卫行为针对不法侵害人不是不可，但这是将不法侵害人作为第三者（防卫人可能加害的对象）的对应人而存在的，它实际上强调的是防卫不能针对第三者实施。因此，说“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实施，这是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实际的意思是防卫加害的对象是不法侵害人。加害的对象与防卫的对象不是同一个概念，就像防卫保护的对象与防卫的对象不是同一个概念一样。
就防卫的目的而言，防卫的对象应该是防卫的根本目的的指向。防卫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法益。由于为了保护合法利益，就必须对侵害人实施相应的能够阻止其实施或已经实行的不法侵害行为的行为。因此，对不法侵害人的加害是阻止不法侵害行为的必然。在这里，加害不法侵害人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阻止不法侵害才是根本目的的指向。因此，正当防卫的对象就是不法侵害行为。
就防卫的基础条件而言，防卫只能在不法侵害行为存在的情况下实施。没有不法侵害就没有防卫。虽然行为的存在以人的存在为前提，但这是实际的而非规范的。在规范上人的体现通过人的行为的实施。没有行为就没有规范的人。因此人对法的实际意义在于人的行为。不法侵害人存在的形式是他的不法侵害行为，“我”存在的形式是“我”的防卫行为。虽然侵害行为针对的是“我”，但我的防卫行为不针对他，而是他的行为。因为只有当他的行为在法律上具有实在的规范意义时，我才能进行防卫。可见，防卫和侵害之间的关系就是理性实践，因而是伦理的，即实践着的道德的实现。
就防卫的时机条件而言，防卫只能在不法侵害现实性的情况下实施才是合法的。任何在不法侵害结束后的所谓的“防卫”均不是防卫。因为防卫是一种行为直接引起与此行为相对应的阻止行为。因此没有现实的侵害行为或者侵害行为已经结束的状况下，就不可能进行所谓的防卫。如果说防卫的对象是不法侵害人，那么即使不法侵害已经结束，我们仍旧可以进行防卫。因为现实的个体并不以他或她的行为的结束而消失。那么对于身受其害的人就可以对他或她进行必要的加害。但事实上这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报复而非防卫。
就防卫的限度条件而言，防卫不能超过明显的必要限度而造成重大的损害。就是说防卫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存在的不利结果应该与不法侵害行为对合法利益可能造成或者已经造成的不利后果相适应。适应的标准是根据现实的情况所做的判断或已经存在的结果。判断的内容是不法侵害的程度，而程度的确定有赖于结果。而前面已经论述过不法的认定只要不法结果的存在足以。因此无论怎样，适应只能根据不法侵害行为做出。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方面讲，防卫行为都必须依据侵害行为而定。所以，防卫的对象只能是不法侵害行为而不是不法侵害人。如果硬要把“防卫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实施”理解为防卫的对象的话，那么它只在限定的语义下有效。这个被限定的语义就是——防卫加害的对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立法程序规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1 号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立法程序规定》已于2013年9月27日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
局 长 张勇
2013年10月24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立法程序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总局）立法程序，保证立法质量，提高立法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立法活动：
（一）编制食品药品监管中长期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二）提出食品药品监管法律、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或者废止建议；
（三）起草、报送食品药品监管法律、行政法规草案；
（四）根据总局职责制定、修改、废止和解释规章；
（五）其他有关立法工作。
第三条 总局立法工作在局长领导下，由法制司统一归口管理，各司局按照职责分工负责：
（一）法制司负责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包括中长期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的编制和组织实施、立法草案送审稿的审查、报总局局务会议审议及报送备案；负责组织综合性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的起草；负责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等。
（二）各司局负责各自业务范围内的立法工作，包括立法项目申请、参与立法计划编制、提出立法草案并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意见、起草送审稿和说明、准备相关送审材料等。
第四条 食品药品监管立法工作遵循依法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原则，遵循客观规律，坚持改革创新，提高行政效能，保障法制统一，维护公平正义。
第五条 立法内容应当备而不繁，逻辑严密，条文明确、具体，表述清晰、准确，用语规范、简洁，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章 立 项
第六条 法制司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立法工作安排，组织论证并申报食品药品监管法律和行政法规立项建议。
各司局结合食品药品监管工作需要，研究论证并提出法律和行政法规立项建议；立法内容涉及多个司局职责、且难以确定主要负责司局的综合性法律、行政法规，由法制司研究提出立项建议。
法律和行政法规立项建议，经总局领导批准后，按规定以局发文形式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第七条 法制司应当在每年第四季度向各司局征集下一年度规章制定和修改的立项建议。
各司局申报规章立项建议应当列明项目的名称、立法必要性和可行性、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拟确立或者完善的主要制度、已经开展的相关工作、项目负责人及进度安排等内容。
第八条 制定规章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
第九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向总局提出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立项建议。
公民和组织可以通过信件、互联网留言等形式向总局提出有关食品药品监管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立项建议。
法制司收到立项建议后，按照职责分工交由相关司局研究处理或者依职责研究处理。
第十条 法制司拟订总局年度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立法计划，应当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国务院立法计划的安排相衔接，并综合考虑各司局申报规章立项建议的情况。
第十一条 制定立法计划应当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充分论证、审慎选项，社会关注度高、监管急需的项目应当予以优先安排。
第十二条 年度立法计划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项目名称、起草部门、项目负责人、进度安排等内容。
规章立法项目分为两档。对立法条件成熟、年内能够出台的，列为一档项目；对条件尚不成熟、需要抓紧研究、适时推动出台的，可以列为二档项目。
第十三条 立法计划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报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以总局发文形式印发各司局、直属单位执行，并抄送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第十四条 立法计划应当严格执行。法制司负责组织和督促立法计划的执行，及时掌握立法项目进展，并向总局局务会议报告年度立法计划执行情况。承担起草工作的司局应当按照立法计划及时提交立法草案送审稿。
第十五条 根据总局工作实际，确有必要调整立法项目的，由相关司局提出书面申请，经法制司审查，报请总局局务会议决定。
第三章 起 草
第十六条 列入年度立法计划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由提出立项申请的司局负责起草；立项涉及多个司局职责的，以一个司局为主起草，有关司局配合，共同提出立法草案。综合性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由法制司组织起草。
起草部门应当确定一名司局领导为负责人，并指定专人负责具体工作。法制司指定专人积极配合、全程参与。
第十七条 起草部门应当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监管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国内外的监管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立法草案。
起草部门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相关部门、有关单位、行业协会、基层执法人员和公民的意见。征求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实地调研、上网公开征集建议等形式。
起草部门就立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应当附起草说明。
第十八条 立法草案涉及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机制、监管措施的重大调整，或者对公民切身利益、食品药品产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起草部门应当组织进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作为立法决策的依据。
第十九条 立法草案涉及其他部门的职责或者与其他部门关系密切的，起草部门应当主动征求意见，与有关部门协商并达成一致。
经过充分协商，系统内有关单位仍对立法草案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报总局分管领导决定；系统外有关部门对立法草案有不同意见的，经起草部门与其充分协商后仍不能取得一致的，应当在立法草案提交审查时说明有关情况和理由。
第二十条 起草部门应当认真研究、采纳各方面的意见，对立法草案进行修改形成送审稿，经司务会研究、司长签署意见、总局分管领导同意后，随附起草说明和有关材料报送法制司审查。
起草说明应当对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主要依据、确立或者完善的主要制度和监管措施、有关方面的意见及采纳情况、是否需要对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等情况作出说明。
有关材料包括调研报告、国内外有关立法资料、汇总的有关方面意见、座谈会论证会记录、听证会笔录、评估报告等。
第四章 审 查
第二十一条 法制司应当自收到起草部门报送的材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形式审查，对不符合本规定第二十条要求的，要求起草部门在15日内补齐相关材料；逾期未补的，退回起草部门。
第二十二条 法制司对符合形式审查要求的，原则上应当在30日内完成实质审查。实质审查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否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
（二）是否符合宪法的精神和原则；
（三）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上位法的规定，是否存在违法规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情况；
（四）是否妥善处理有关部门、单位和公民的意见；
（五）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六）是否符合立法技术要求；
（七）其他需要审查的内容。
第二十三条 法制司可以就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再次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可以采取以下形式：
（一）书面征求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意见；
（二）书面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专家意见；
（三）实地调研，听取基层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意见；
（四）组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
第二十四条 送审稿经法制司审查修改、基本成熟后，报总局分管领导审定。总局分管领导同意后，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并在总局政府网站转载。征求意见的时间一般不少于30日。
第二十五条 法制司在审查修改过程中应当与起草部门充分沟通，全面了解起草的意图、背景、监管流程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等情况。起草部门应当积极配合，介绍有关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二十六条 送审稿经审查修改后符合本规定要求，并与相关司局达成一致的，经法制司司务会研究、司长签署意见、总局分管领导同意后，按规定报请总局局务会议审议。
第二十七条 送审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法制司司务会研究、司长签署意见后退回起草部门，起草部门修改完善后可以再次申报：
（一）立法的基本条件尚不成熟的；
（二）起草部门对规定的主要制度未进行充分调研和论证的；
（三）有关部门对规定的主要制度存在较大争议，起草部门未与有关部门协商的；
（四）其他不符合要求的情形。
第五章 审议与公布
第二十八条 立法草案拟报请总局局务会议审议的，由法制司提出书面申请，附法律、行政法规草案和规章送审稿及起草说明，按规定报总局领导同意后，交办公厅安排会议。
第二十九条 总局局务会议审议法律、行政法规草案和规章送审稿时，由法制司作说明。说明的主要内容包括：立法背景、起草过程、主要内容及需要审议的重大问题等。必要时，起草部门可以对立法评估、实施步骤等相关问题作补充说明。
第三十条 法律、行政法规草案和规章送审稿经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后，法制司应当会同起草部门根据总局局务会议审议意见进行修改。
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经局长签发后报送国务院，规章送审稿报请局长签署命令予以公布。
法律、行政法规草案和规章送审稿经总局局务会议审议未通过的，由法制司组织起草部门按照要求进行修改后，再次报请总局局务会议审议。
第三十一条 由总局主办并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联合发布的规章，经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局长签发后，送联合发布的部门签发。
由国务院其他部门主办并与总局联合发布的规章，由法制司会同相关部门提出审查意见，经总局分管领导同意后报局长签发。
第三十二条 总局公布规章的命令，应当载明规章的制定机关、序号、规章名称、总局局务会议通过日期、施行日期、局长署名及公布日期等。
总局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联合发布的规章，由局长及联合制定部门的首长共同署名公布，使用主办机关的命令序号。
第三十三条 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但是，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规章施行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三十四条 规章签署后，法制司应当将印制完成的规章文本分送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以及总局机关各司局、各直属单位，并及时将规章文本与解读说明在总局政府网站和相关媒体上刊登。
第六章 备案与解释
第三十五条 总局规章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由法制司按《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有关规定向国务院报送备案。
第三十六条 食品药品监管法律、行政法规条文需要进一步明确含义和界限的，由有关司局提出解释请求，经法制司审查，报总局领导同意后，以总局发文形式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总局负责对规章条文进行解释：
（一）规章条文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或者界限的；
（二）规章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其适用依据或者范围的。
规章条文需要解释的，由有关司局提出解释意见初稿，经法制司审查，报总局领导同意后，以总局发文形式发布，并向社会公开。
规章条文解释与规章具有同等效力。
第三十八条 食品药品监管执法过程中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具体应用问题，由有关司局提出意见初稿，经法制司审查，报局领导同意后，以总局发文形式发布，并向社会公开。
第七章 评估、清理与汇编
第三十九条 规章施行后，法制司会同有关司局根据需要可以组织对规章实施的社会效果进行立法后评估。
评估结果应当作为规章修改或者废止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四十条 立法后评估可以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座谈会、论证会等方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也可以委托高等院校、研究咨询机构、行业协会等社会第三方组织承担。
第四十一条 除法律、行政法规颁布后根据需要对规章进行清理外，法制司定期组织各司局对规章进行全面清理。清理结果通过总局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二条 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废止：
（一）因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被废止或者修改，失去立法依据的；
（二）规定的事项已执行完毕或者因实际情况变化，没有必要继续施行的；
（三）规章主要内容被有关上位法或者其他规章替代的；
（四）其他应当废止的情形。
废止规章的文件，原则上以总局命令的形式公布。
第四十三条 法制司负责定期将更新的食品药品监管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汇编成册，发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以及总局机关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第八章 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与清理
第四十四条 总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能够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其起草工作参照本规定第十七条至第十九条执行。
第四十五条 各司局起草规范性文件，应当报法制司进行合法性审查，经法制司会签后，按规定程序以总局发文形式发布，并向社会公开。
第四十六条 法制司应当定期组织各司局进行规范性文件清理。清理结果通过总局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布，并由法制司汇编成册，发各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以及总局机关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制定规章、规范性文件有涉外内容的，应当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部门涉外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6〕92号）要求，在正式发布之前向国务院请示报告。
第四十八条 规章、规范性文件涉及的内容按照世界贸易组织有关规则需要通报的，起草部门应当在立法草案报送法制司审查前，经总局分管领导同意，按规定进行通报。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所称食品药品监管包括食品（含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等监督管理。
第五十条 本规定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2002年4月30日发布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立法程序规定》（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33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