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开发农村“四荒”资源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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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协商性司法理念在婚姻法中的立法体现及司法落实

钟建林


　　一、协商性司法的概念及原理
　　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协商性司法，指在司法机关的主持下，纠纷双方通过协商和对话的途径解决纠纷的司法模式，代表着未来司法的发展方向。它是一种新的程序正义，不仅是通过立法技术的运用所做的改变，更是一种观念的变革。它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指导原则，强调通过理性对话来实现纠纷解决中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合作。
　　合意构成了协商性司法的核心要素。合意的内容一般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比如选择诉讼还是仲裁；二是纠纷解决的程序选择，比如诉讼中选择普通程序还是简易程序；三是纠纷解决方案的选择，主要体现在纠纷解决方案具体内容的确定上。协商性司法充分考虑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自治权利，通过对话与协商形成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合意。
　　协商性司法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实现对当事人真正有价值的正义。协商性司法为当事人自主解决纠纷创造了条件，这是协商性司法的基本功能。一般说来，诉讼双方都有获得胜诉的心理期盼，但息事宁人，维护社会稳定，寻求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更是值得努力的方向，这就为对话、协商，共谋和谐关系提供了契机。以法院、当事人三方对话为解决纠纷的基本机制，能够更好地实现当事人对纠纷的自主解决。协商性司法所追求的正义，恰恰是当事人所追求的实实在在的为当事人所需要的正义。
　　二是能够有效克服和消解“对抗性”司法的现实危机。传统的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裁判性司法，具有天生的对抗性特征。发展至今而日益凸显的成本过高、时间过长和程序繁琐等，则逐渐成为“对抗性”司法的难医固疾，越来越与国家和社会对司法的要求和期待不相适应。作为对“对抗性”司法的一种反思，协商性司法涵括了争议双方之间要更加坦诚相对的概念，即要减少对抗，接受对成本、他人的权利、社会公共利益等相关考虑，因而能有效化解传统“对抗性”司法的现实危机。尤其是在我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背景下，协商性司法正是与和谐社会理念相契合的一种纠纷解决程序构建。
　　二、协商性司法理念我国婚姻法中的立法体现
　　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细胞，婚姻则是家庭的开始。婚姻家庭无小事。婚姻家庭如不和谐，国家社会则无宁日。婚姻家庭关系中发生了纠纷，务必及时妥善地加以解决。法律，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必须把解决婚姻家庭纠纷，维护婚姻家庭和谐放在重要位置。
　　基于婚姻家庭关系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事法律即为婚姻法。我国的婚姻法，追求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倡导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夫妻关系，维护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具有丰富的法律内涵和道德底蕴。我国的婚姻法，同时又是一部人们据以妥善解决婚姻家庭纠纷，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的基础性法律。
　　我国的婚姻法，天然地蕴含着协商性司法理念和精神。婚姻法五项基本原则中的婚姻自由原则、男女平等原则，为协商性司法理念在婚姻法立法中的落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关条文，则具体地体现了协商性司法理念。
　　这些条文包括：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提出离婚诉讼”、第二款：“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第四十一条：“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第四十二条：“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上述条文中的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了男女双方可以自愿调解离婚，亦即人们熟知的到民政部门调解离婚。第二款则强调了人民法院在处理男女双方离婚纠纷时，必须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再行判决。这两款法律规定，均体现了程序上的协商性司法理念要求。第一款表明男女双方可以自愿选择是到民政部门调解离婚，还是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离婚，这是对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第二款表明人民法院应当优先尊重男女双方的调解方案，这是人民法院处理离婚纠纷必经的工作程序。
　　上述条文中除第三十二条之外的条文中，但凡有“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法院判决”字样的内容，均体现了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协议，只有在协议不成时，再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的精神。这样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协商性司法理念，是协商性司法理念在婚姻法中的具体规定。

　　三、离婚案件司法实践中具体落实协商性司法理念的两点设想
　　上文分析表明，协商性司法代表着未来司法的发展方向，同时又在婚姻法立法中存在着具体体现。那么，人民法院在婚姻家庭类案件尤其是离婚案件中的具体审判实践中，就应不折不扣地加以落实。
如何落实，笔者有两点设想：
　　一是从庭审程序上来落实。
　　首先是就是否离婚的问题，应当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履行调解前置程序，只有调解不成时才能进行判决。调解过程应当记入笔录。其次是对与婚姻法规定“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法院判决”相应的事项，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后、当事人陈述最后意见之前的调解过程中，务必引导双方当事人充分协商，尽量促使当事人达成协议。这样的协议内容，一般来说既是当事人的自主决定，又能适应当事人工作生活上便利之需求，因而更便于当事人自觉履行，从而更有利于当事人关系的和谐以及社会大局的稳定。协商过程及协议内容均须记入笔录。只有在协议不成后，人民法院才能依法作出判决。
　　二是从裁判文书主文内容上来落实。
　　如果双方当事人就与婚姻法规定“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法院判决”相应的事项达成了协议，只要协议内容明确具体，具有可执行性，就应当将其作为裁判文书主文的内容。比如针对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规定的共同财产分割问题，如果双方协商一致将夫妻共同房产过户到子女名下，这样的协议内容是明确具体的而且是可执行的，因此应当作为裁判文书主文的内容予以落实。具体可表述为：“双方达成的关于×××的协议，本院予以准许”。



★参阅文献：唐力 《论协商性司法的理论基础》 《现代法学》 2008年第6期


作者单位：钟建林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通讯地址：长沙市芙蓉区嘉雨路467号。邮政编码：410016
联系电话：0731-8478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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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另类风险

杨涛


众所周知，今年4月起中国政坛掀起了一股对官员问责的风暴，官员问责制成为了今年中国政治生活的一大靓点。从石油川东钻探公司井喷特大事故到北京市密云县“2•5”特大伤亡事故，从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厦“2•15”特大火灾事故到安徽阜阳市“劣质奶粉事件”，中央和地方对于发生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都进行了严肃处理，官员开始成为有风险的职业了。
人们开始熟悉了问责的风暴下的官员职业的风险，然而，对于官员的另外一个风险可能就不甚了解。这就是违反官场“潜规则”??官官相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而招致的政治受排挤乃至于人身受侵害风险。
这绝非是戏言，君不见，河南省平舆县公安局副政委董留民在侦查一起涉黑案件时，不听上面的停止侦查招呼，遭到黑社会的保护伞的报复，被迫背井离乡。中共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为了查处自己辖区内的腐败大案，一方面受到来自上头的压力，另一方面还得时时面对黑社会威胁。6年来，他每天不得不身着防弹衣上班。万般无奈之下，他给媒体发信，请求声援。
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今天的某些地方的官场中，“潜规则”比我们能看到的法律规则更有用，违反“潜规则”招致的风险远远比违反法律规则的问责风暴风险大。因为问责风暴下的风险大多只是处分、撤职，且还有地方官场势力的暗中保护，而违反“潜规则”受排挤、无辜背“黑锅”，免职还是小事，很多人甚至人身安全都无法不能保障。在这样的恶劣的政治生态下，一些想为民好事，有心反腐败的官员，不能不去掂量这两种风险的成本收益，“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官场可能又多了一个碌碌无为的官员甚至是一个为害一方的官员。
违反“潜规则”招致的风险是官员的不能承受之重。其根源在于官场的“潜规则”积弊已久，其威力远胜于法律的规则。有的法律规则漏洞较大，“潜规则”活跃于法律规则的真空当中；有的法律规则不长牙齿，无法制裁依“潜规则”行事的官员；有的法律规则被执行者置于一边，成为了一种摆设，“潜规则”代替法律规则大行其道；更多的是民众知情权受到限制，无从知晓法律规则是否真正被执行和“潜规则”在实际中被运用，“潜规则”难以成为千夫所指，而且民众也无权决定依“潜规则”行事的官员的命运。有了以上林林总总，我们就不难理解官场的“潜规则”是如何令许多官员“竟折腰”的原因了。
我赞赏黄金高给媒体发信请求声援的做法，“潜规则”是在黑暗中生存，最怕见的是阳光，让“潜规则”在阳光下晒一晒，有益于官场的政治生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让法律规则击溃官场的“潜规则”，让问责风暴的力度加大，让依“潜规则”行事的官员承担巨大的风险，让违反“潜规则”而依法律办事的官员得益。因此，法律规则不能再有空白，法律制裁力度要加大，法律的执行要到位，民众要有充足的知情权，要有决定不合格官员命运的权利，媒体要有能深入官场政治生活进行曝光的权利。只有使违反“潜规则”招致的风险变小、变无，官场的政治生态才能良性发展，官员才能大胆依法行政，民众的福祉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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